镔铁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一百一十八章.香港文坛教父,旧书大亨,镔铁,海棠搜书),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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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两大袋子旧书,林逸这才发觉,很重,真的很重,只提了一小会儿,手臂就发麻了,然后林逸就开始怀念曾经跟班的老黄,如果有他在,那就省事儿了。

可惜,老黄没在这儿,自己还要提着这些书走老远的路,想到这里,看看里面厚厚的水浒,绿野仙踪等,不禁苦笑,买这么多,何苦来哉。

距离去地铁站的路还有一段距离,算起来也不算太远,大约一里地路程,来的时候林逸是徒步而行,并且是大步流星,现在不行了,别说大步流星,就算像要稍微快一点都觉得吃力,所以林逸决定去乘坐大巴。

深圳市的大巴都是那种很上档次上下两层绿色公交,无人售票,自动投币。林逸赶过去的时候,公交站牌下已经挤满了人,没等林逸喘口气,那车就来了,然后人群一股脑地往上挤,林逸提着书跟在后面也往前挤,可是由于上车的人太多,汽车的前门上不去了,林逸便只得转个头,从后门上了车。

到了公共汽车上,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司机也顾不上叫从后门上来的乘客交钱。

正当林逸暗自庆幸,可以不必费力气提着手袋去投币的时候,这时就见一个跟他一起从后门上车的女中学生,动作麻利地从上衣兜里掏出公交卡,对着比她靠前一点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说道:“叔叔,麻烦您能帮我传一下公交卡吗?”

那个中年男子也对她还以微笑,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说话间便接过女学生的公交卡,然后又递给比他更靠近车头的乘客,继续往前传递着女学生那代表着最普通,基本道德,公共良心的公交卡。

看到眼前这传递的场面,想想自己刚才的想法,林逸的心便一阵阵的发紧。正在这时,下一站到了,又从下面上来几个中年的男女乘客,和林逸刚上车时一样,都是一脸麻木的侥幸表情。此时的林逸,心里也在做着激烈的斗争,没想到二十来岁的人了,在公共汽车上还得作人生答卷上的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

当然答案是没得选择的,车一到站,林逸就咬着牙,提着旧书飞一般地跑向前门,快速地上车,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把那枚攥在手里很久的硬币,迅速地投进了公共汽车上的投币箱里,然后转身下车,如释重负般地迈步走向了地铁站。

搭乘地铁,辛苦一路,终于回到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林逸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检查那张意外的收获。

将那套1979年三联港版李自成从手提袋里掏出来,林逸开始翻找那张信札。

这本没有。

这本也没有。

这本还没有。

林逸火热的心立马就冷却下来,难道丢失了?他开始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之前把那信札重新夹回书本的时候情况太紧急,以至于林逸忘记到底夹在第几册中了。现在找了三本竟然都没找到,心中就觉得有点危险。

不过很快,当林逸拿起第四册的时候,随着手指的翻动,一张薄如蝉翼的信札,飘然露出真容。

原来在这里。

林逸这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此刻,整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没有了那个监视着他的书摊摊主,也没有那些淘书看的顾客,他可以把这信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摆在面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毫无顾忌。

信札是红格稿纸,质地柔软,应该是那种老棉纸,信札的上头有“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字样,可见这种稿纸应该是作协内部的公用信纸。

在信纸上面,毛笔字楷行结合,龙飞凤舞,写着几段话,具体内容是

刘以鬯先生:

您好!

今收到李自成三联港版样品书,各方面都很好。我和我的夫人对你给予此书出版的帮助,表示感谢。至于我与香港作家徐速的笔墨官司,先生可不必理会。烦事太多,易扰心碎,还是埋头搞创作的好。

如有机会,我会去香港一趟,届时定会与先生你会晤,到时可促见一面,促膝长谈。

在此,愿你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姚雪垠

一九七九年,12月11日。

信札的末尾,除了签名外,还有一枚四四方方的小印章,鲜红如火,印章上四个字:姚雪垠印。

信札上留下印章,这在很多信札中很少见,说明了此信的重要性,以及写信人对收信人的尊重。

回过头来,首先林逸对这个收信人“刘以鬯”充满了好奇。这个名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过林逸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却是香港那个歌手兼演员“刘以达”食神中的“梦遗大师”。

“刘以鬯”么?林逸连那个“鬯”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无奈,林逸只好打开酒店客房的电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字念“n”,是个通假字,通“畅”。在古汉语中是一种祭祀用的酒。

至于这位“刘以鬯”其人,查了一下,不得了,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文坛教父”。

刘以鬯,曾主编过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杂志。他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他一直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其著名小说对倒,引发香港大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酒徒则被拍成了2046。

怪不得觉得熟悉,林逸这才想起来很早以前看花样年华的时候貌似在电影片尾看到过这个名字,貌似是“文学顾问”。

不过刘以鬯之所以在香港大名鼎鼎被誉为“文坛教父”,除了他德高望重,资历比金庸,倪匡,蔡澜这些牛人还要高之外,在艺术成就上,他更当之无愧的香港第一人,作品获奖无数,酒徒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先河,而他本人又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

“汇丰作家”,是说他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他是严肃作家,是他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他当“垃圾”淘汰掉了。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为什么这样,盖因他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

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姚雪垠写这封信给刘以鬯,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出版这套李自成,刘以鬯帮了很大的忙,尤其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文坛巨匠,刘以鬯的帮助使得姚雪垠的作品能够在香港开花结果,得到推荐和重视。

每个作家都爱自己的作品,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姚雪垠也一样,自己的“儿女”在香港受到刘以鬯的热情“招待”,自己当然要回信致谢了。

至于信中提及的“徐速官司”,则是香港和内地文坛的一件“笔墨官司”。

此事源于香港教授作家徐速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涉嫌抄袭姚雪垠的代表作春暖花开的时候。

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1958年著,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品相好的现在旧书售价300元1959年台湾东方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120元1983年台北水牛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80元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社版本,旧书售价50元。

这部长篇小说是徐速的成名作,描写3位女性在乱世中同恋一青年,他优柔寡断而不知如何选择,最后仍是孤身一人。作者把3位女性当作真善恙的化身,歌颂了崇高无邪的爱情。

姚雪垠著春暖花开的时候,民国三十五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一二三册,品相好售价高达1800元1973年香港高原版本,属于“鲁璧文学丛书”系列售价则是150元。

这部书讲述的是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前后,在河南境内大别山下的一座小县城里,一群热血青年办起了救亡工作讲习班。

可以说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相径庭,但在某些角色方面却很类似,以至于在徐速生前,一直都不肯承认“抄袭”而在徐速去世后,姚雪垠面对记者,明确回答:用太阳、月亮、星星比喻三种女性性格,明显受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启发。但从徐速作品的整个内容看,并非抄袭。姚雪垠公允的表态,终使这件公案落下帷幕。

纵观这封信不足两百来字,却极具收藏价值,首先,收信人不凡,乃是“香港文坛教父”刘以鬯,再加上“姚雪垠”这位历史小说“大神”,强强联合,价值就更高了。何况,依照这封信,可以查出这两位文坛巨匠深厚的友谊,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

其次,在信中有提及“徐速笔墨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更具有历史意义了。对于喜欢研究这些文人掌故的史学家来说,单单信上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姚雪垠对这场“官司”的态度,宁可埋头写书,也不愿意多花功夫在官司上,从而展现出一位文坛老前辈高的品格和积极创作的态度。

最后,就是那枚印章了,林逸查看网上所知,有很多姚雪垠的信札都是只有签名,没有印章的。

印章作为一位文人的私人印藏,一直都被赋予很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很特殊的时候,比如挥笔作画,挥笔写诗,亦或者与好友知音游戏时,才会完美地印盖上去。一般的书信来说,很少会有主动盖印章的,除非写信人和收信人有很特殊的关系。

姚雪垠和刘以鬯就是如此。

在1979年之前,两人估计未曾谋面过,只是彼此知道对方的作品,欣赏彼此的文采,神交已久。这才使得刘以鬯竭力推荐姚雪垠李自成在香港出版。

反过来,姚雪垠要是给一般的熟人朋友写信,断不会加盖上这种私人印章,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没必要搞的那么隆重和正式。但写给刘以鬯就不同,加盖这枚私人印章,可以很好地说明姚雪垠尊重对方的态度。

这就是文人交往的细节。

细节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

而姚雪垠与刘以鬯的命运之交,也从这封信开始。

只不过让林逸疑惑的是,这封信怎么会夹在李自成这套书中,又怎么会流落到深圳的旧书摊?

转而又释然了,深圳和香港本来就很近,至于这套书和信可能有很多缘故出现在这里,被窃,丢失,无意中丢弃等等。总之,现在到了自己手里,这就是缘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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