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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英找到县里把企业的实际情况一说,县里听了河东村要铺开的建设规模,也是直摇头,一下把摊子铺的这么大,也不怕撑着!
但人家企业做好的计划又不能因为建安置房而停了,这不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嘛?县里太多的企业都指望着他们吃饭呢,河东村的企业要是倒了,一个搞不好,全县的财政都得跟着伤筋动骨。
没办法,县里只能试着去银行商量一下了。没想到银行听到河东村的企业要贷款,只恨他们贷的太少,几家企业的流水没人能比他们更清楚了,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大笔的现金流在账上流动。
给县里其他的企业贷款,还要担心收不回来,但河东村的企业完全没那个顾虑。要不是有着政策的限制,不能放款给集体企业,几家银行估计早就上门求着贷款给他们了。
辜鸿铭就曾一语道破了银行的本质,那就是:“他们总会在晴天千方百计的把雨伞借给你,然后又在雨天凶巴巴的把伞收回去。”这句话后来还被英国收进了《大不列颠词典》里,成了英国的谚语。
国内的银行也是银行,他们也不例外,放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才是他们想做的。那些急着用钱的人,反而更不容易借到银行的钱。这种事不管是以前,还是将来,一以贯之,从无例外。
比如碗大、恒太,好的时候,成千上万亿的借钱给他们,一旦出露出不好的苗头,第一个对他们下手的就是银行。
所以这次贷款,出乎县里领导们意料的顺利,反而是银行一个劲儿的问够不够,要不要多贷点?这让领导们一脸的懵逼。不过他们还是怕河东村的企业还不上,再让县里的财政背上大包袱,拒绝了银行的好意。只是为了公平起见,从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家贷了一百万。
这些钱,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了,对唐伟东目前来说足够了,大建设完全可以启动了。
首先要做的还是安置房工程,唐伟东还不敢头铁到把官府和军方全得罪了,在国内这样干,除了跑就是死,别没有第三条路可选。唐伟东既不想跑又没活够,所以就得乖乖的,把这事当作重中之重的事来办。
198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宣布今年为“安置无家可归者年”,简称“国际住房年”,这莫名的与唐伟东马上要做的事,竟然完美的契合起来。
打着“国际住房年”的噱头,以安置退伍老兵和为职工谋福利的名义,唐伟东一声令下,在河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住房大建设。
安置房按照唐伟东的意思,大部分楼房建的,都那种类似后来公寓性质的筒子楼,房间没一厨一卫,再加一室或者两室,客厅餐厅什么的就算了,宿舍楼没那个必要。目的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安置更多的人,就这样,已经比其他地方那些一层楼好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的筒子楼要强多了,至少上厕所不用跑出去排队,洗个澡也不用只能去单位大澡堂了。
在大量建设这种筒子楼之外,唐伟东还专门建了几栋后世的那种多层楼房,每一户都是两室或三室,一厨一卫一厅二厅的。使用面积在七十多到一百多平方米,这是为企业中层以上干部和专家们准备的。和筒子楼一样,产权都归管理公司,所有人只有使用权,还需要服从分配和调剂,一旦不在企业中工作了,必须交出使用权,腾退房屋。
有了银行的贷款,前期投入的资金解决了。李大刚在唐伟东的安排下,把建筑公司的大批人马,基本上全都拉了过来。不怕用不过来,反而还觉得人手不够呢,别忘了,村里给村民们建的别墅,也会借此机会同时开工呢。数百户的别墅,加上辅助设施,一点都不比建个大型厂子的工程量来的小。何况还有很多的厂房要建,今年可有的建筑公司忙活了。
当安置房和新村别墅破土奠基的那一刻,不管是伤残、退伍老兵们还是职工、村民们,全都沸腾了,这可是给他们盖的房子。至于产权在不在自己手里,谁在乎呢?国家给自己提供的住房,那就是自己的,这就是这个时代人的真实想法。
与之相对应的,厂房的开建,却是静悄悄的。现在上面的风向还没确定,前段时间的事刚刚平息,在风头浪尖上大张旗鼓的搞经济建设,再被人拎出来当个反面典型被宰了,到时候死了也是白死,哭都找不到坟头。
县里很理解河东村企业的担忧,所以把宣传的重心和目光,全部放在了安置房的建设上,至于厂房的建设和企业的扩产,连提都没提,仿佛这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一样。
那就有人问了,既然这样,县里为什么还要大搞经济建设,支持企业的发展呢?不怕上级找他们麻烦吗?老老实实听话苟着不行吗?
实话说,还真不行,大方向是国家层面在掌控,但省里却不给你这个机会,他们看的就是你的财政收入。
有人又问了,省里还敢跟最高官府对着干?恭喜你,答对了,各个省市地方,无时无刻的都在跟最高官府博弈。归根究底,这就牵扯到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典型的制度问题了,那就是“财政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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