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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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用兵颇费钱粮，两广、福建又遭兵灾，廷议要在江南多行催收，以解国库支用不足。不知状元公对此有何看法？”

岳山忽然说到下发的圣旨，旨意上要各地对士绅大户征收较前明还要为重的钱粮赋税，以支撑南方战事和八旗新军给用，称催科。岳山和刘文都是昆山大户人家子弟，催科旨意一到，可想他两家定然要被勒催钱粮，事关自家利益，自然关切。

刘文笑着摇了摇头：“唤我姓名便可，称什么状元公，难道你还要我一口一个探花郎叫你么？”

闻言，岳山也笑了起来，称呼随之便改了，“那请问刘兄对朝廷催科有何看法？”

“要说看法，确是有些。”刘文道。

“愿闻其详。”岳山作俯首恭听状。

刘文示意对方不必如此，微一思虑道：“岳兄可知《五人墓碑记》？”

“《五人墓碑记》？西铭公所作那篇？”

岳山愣了下，不明白他怎的忽说起这复社创始人张浦作做文章来。身为江南士人，岳山自然知道西铭公那篇鼎鼎有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所述之事也是大致清楚过程。

天启六年，京师派来锦衣卫在苏州巡抚衙门宣读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的诏书，在场的有巡抚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和北京来的缇骑张应龙、文之炳等人。突然，衙门口聚集大量百姓，紧接着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人要求拜见江苏巡抚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说是要替百姓请愿请求释放周顺昌。

抓捕周顺昌的行动是京师来的锦衣卫奉皇帝诏书进行的，是圣命，苏州官员无人敢违抗圣旨释放周顺昌，因此，诸生的要求遭到拒绝。在争论中，办差的锦衣卫指责诸生聚集百姓前来是要阻挠办案，诸生及百姓则大骂锦衣卫假传圣旨乱抓人。于是双方发生冲突，紧接着就大打出手，场面顿时失去控制，民变暴发。京师来的两名锦衣卫被打死，多人受伤。

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站在朝廷一方，在事件中也受到了冲击，毛一鹭躲到厕所里才得以幸免。知府寇慎和县令陈文瑞则站在诸生一方，没有受到冲击。事件发生后，皇帝震怒，苏州遂有五名义士被官府捉拿问斩。后创办复社的娄东二张之一西铭公张溥亲自为五人作碑记，一时广为传诵。

当然，此事也可理解为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网罗遍天下，以残暴手段镇压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曾任吏部主事、文选员外郎的周顺昌，结果激起苏州市民的义愤，爆发了反抗宦官统治的斗争。在此次斗争中，有五位义士被阉党杀害，事后复社领袖、东林党人张溥亲自为五人做墓碑记。

事情很清楚，岳山却不明白这件事和催科有什么关系。

刘文问他道：“那五人为何而死？”

岳山道：“百姓激于义愤反抗阉党迫害忠良而矣。”

闻言，刘文却摇了摇头，道：“当初，我也是这么认为，可后来家父却对我说，此事另有文章。我不解，便问家父到底有什么文章，经他说后却是如梦方醒，原来这事真的有不足为人道之处。”

岳山是越听越糊涂，百姓激于阉党迫害忠良而愤起抗争，此事江南士绅人人传诵，怎么这事还有不足为人道之处？

“首先，魏忠贤为何要抓周顺昌？”

“魏阉行事，要何理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矣。”

“要这么说也对，问题是魏忠贤抓周顺昌，并不是抓苏州百姓，更不是抓那五义士，这些人为什么要和诸生一起反抗呢？而且，抓人的是皇帝下的圣旨，来的又是缇骑锦衣卫，这和百姓有什么关系？百姓难道真是激于义愤，自动聚集到衙门要和官府抗争不成？”

“刘兄的意思是？”

“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我父亲的意思。我父亲对我说，百姓并非激于义愤，因为这件事和百姓的利益根本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为一个不相识的官员和官府对抗的。而能聚集这么多人，激起如此大的民变，这背后乃是有人组织，有人指使，不然，百姓吃饱撑的冒着杀头的危险和官府抗争？”

听后，岳山愣在那里，细细琢磨刘文所说，渐渐也是品出点不对来。是啊，若不是有人指使鼓动，百姓怎的就能聚集起那么多人，又怎的知道官府里来了缇骑要抓周顺昌呢。

“我先前听了也觉不可思议，后将西铭公的文章反复再读，这才发现西铭公早在文中将事实道明了。岳兄可记得文中有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这句？”

“是有这么句话。”

“吾社是什么？便是复社前身应社也！“行为士先者”，说的是应社骨干杨廷枢和文震亨等人充当这次行动的骨干，杨廷枢是应社元老，地位仅次于张溥和张采，文震亨和他的哥哥文震孟都是一时俊杰，也是复社的中坚，文氏兄弟的曾

祖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文家在苏州极有势力。另外上书要求厚葬五人，以旌其所为的是东林党人；请于当道，要求厚葬五人的是太仆寺卿吴因之，翰林修编文震孟和姚希孟。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也都是朝廷大员，两人还担任过崇祯皇帝的日讲老师，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这些，你恐怕不知道吧。”

“小弟还真不清楚这些人的关系。”

岳山苦笑一声，虽都是江南人，家境也属大户，但对于前明朝堂那些大人物的关系，他还真及不上刘文。心中暗叹一声，果真是家学渊博。

刘文没想到岳山在那自愧不如自己见闻广，只在那道：“山墉街五人墓碑都是哪些人出钱修建的？那墓碑上都刻的清楚，吴因之、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人绝大多数是东林党人或亲东林的人士，另外为五人撰文的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始人张溥。所以这件事从头到尾不过是东林党人利用百姓对抗魏忠贤而矣。所以这件事其实岳兄应该能够猜到来龙去脉，说白了，被抓的周顺昌是东林党骨干，而策划营救和指使百姓冲击官府的都是东林党人，他们的目的便是通过制造动乱，吓阻朝廷抓捕东林党人。正如张溥在文中所说：“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

说到这里，刘文忽的冷笑一声，“那五个主动受死的所谓义士中，周文元其实是周顺昌的轿夫，另外四人或为牙伶，或为伙计，或为贩夫，都是些身份卑微之人，这等人的命可不值钱，朝廷问罪，东林党人自己怕死，便花钱买这五人顶罪，事后再好生宣传，倒是个好打算。”

岳山叹口气，道：“也许，事情真如刘兄所说，可归根结底，刘兄与我说的这件事和催科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前朝事，一个今朝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吧？”

“东林党人为何要拼命反对魏忠贤，魏忠贤又是吃饱撑的要胡乱抓人杀人？”

刘文说着将手中暖壶放下，那壶已经不暖了。

这个问题让岳山一时无法作答，他想说因为魏忠贤是阉人，阉人就是大奸大恶之徒，所以东林党人反对他是有公义在。可这话却又似乎站不住脚，圣人可不曾教导弟子对身有残缺者歧视对待，自己若这么说了，怕有违圣人大道。有些事，心里能想，说出来却是不太妥当的。

刘文见他不语，便直接道：“原因很简单，朝廷没钱，江南有钱，魏忠贤想要从江南弄钱，东林党人却拦着不让，于是他便要杀人。”

“为了钱就要杀人？”

“这不是小数目，也不是一家一户之事，而是一国之事。朝廷没钱还能称之朝廷么？那大头兵要是没饷领，没饭吃，还肯替朝廷卖命？当兵的不卖命了，不忠朝廷了，这天下不是要换一家了？...莫说朝廷了，就是小门小户，家中赤贫，一个铜子都没有，那当家的不都要想着法子赚来铜子养家么？谁不让他挣钱养家，你说，他会不会和那人拼命？”

“话是这么说，可事情也不能归罪党人吧，魏忠贤要弄钱自可去弄，又何必对党人痛下杀手。”

岳山说完，却发现刘文没有接话，只是盯着自己看。他怔了怔，旋即有些脸红，党人党人，这党人之根还不是普天下的士绅大户。而天下何处士绅大户最多？江南也！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魏忠贤想从江南弄钱，自然动了江南士绅利益，如此一来，党人自然要反他。党人反他，魏忠贤便要杀人。不杀人，不震慑，他如何为朝廷弄钱。

或许党人还不敢扯旗造朝廷的反，但私下却有太多变通办法可做，那苏州聚集百姓冲击官府，不就是变相的手段么。

这道理实在太简单，枉之前看不清，还真为那五义士叫好，现在想来，真是可笑，可笑啊。

岳山沉默不语，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家族供他读书考科举，图的不就是有朝一日他能成为朝廷命官，反过头来照顾家族，庇护家族么。现在朝廷要对士绅催科，他这探花郎又该如何取舍，是劝族人将钱粮拿出来交给朝廷还是让他们继续和从前一样变着法子抗税呢。

说一千道一万，动别人家的东西，人人都是积极，可真要动自家袋中东西，谁又心甘情愿？

“你不觉得现在和当年何等相像么，同样朝廷没钱，同样朝廷需要士绅的钱粮。”

刘文所言和岳山心中所想竟是到了一块。

“你我都清楚，朝廷催科的旨意起有多少实效。缙绅和地方官府自前朝就久有勾连，利益相关如大树盘根，我敢肯定，催科旨意下去后，地方士绅多半便是交通官府，贿买书办，隐混拖欠钱粮，万不会把自家腰包里的东西交出来的。”

“这...尔今已是新朝，难道他们还想和从前一样？”

岳山这话说的有些心口不一，因为他想的是便是如从前那般。

“在利益面前，没有旧朝新朝说，只有我家的还是你家的一说。”

“刘兄打算怎么办？你家和我家可都是催科的对象。”

“这要看你我是站在他们一边还是站在朝廷一边了。”

“此话何解？”

“若你我二人站在朝廷这一边，知道这内中隐情，肯定将这内情如实奏禀皇上，让朝廷制定比明朝更为严厉的催科，遣派更加得力的人手去做这事。纵是激起所谓民变无数，也当大刀阔斧执行下去，绝不循私。但若你我二人站在自家一边，向朝廷奏禀如何动自己袋里的钱财，你不觉得好笑么。”

“唉...”岳山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其实我倒并不担心我家里，而是担心那些人。若是朝廷催的急了，催的狠了，他们就会想着明朝的好，朝廷急需钱粮未必不会重新炮制三大案，顺治十八年的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你也知道。”刘文有感而发，神情有些担忧。

清顺治十八年，顺治驾崩，哀诏于二月一日下达吴县，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同时，苏州发生了"抗粮哭庙"案。

"哭庙案"事起于苏州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顺治十七年，一面以严刑催交赋税，杖毙一人，一面大举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吴中百姓不堪其苦。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个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金圣叹将矛头指向包庇部下的巡抚朱国治，《哭庙文》写道:"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江南生员为吴充任维初，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潜赴常平乏，伙同部曹吴之行，鼠窝狗盗，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读书之人，食国家之廪气，当以四维八德为仪范。不料竟出衣冠禽兽，如任维初之辈，生员愧色，宗师无光，遂往文庙以哭之……"。

朱国治大为震怒，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五名秀才。后来被逮捕的十一名主犯中，有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介、叶琪等人，其中并没有金圣叹。四月二十七日，金圣叹、丁子伟二人才被逮捕，金圣叹高呼先帝，被掌二十巴掌。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最后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等十八人被判死罪，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辛丑纪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哭庙纪略》记载，沈大章由其叔收尸，倪用宾、薛尔张、周江三人由顾予咸收葬;其余十四人则由亲人收葬。

清入关后，在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要被参罚。但江南缙绅豪强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而在政治上他们也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清政府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根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多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某探花叶方霭欠一钱，亦被黜，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琬等江南缙绅著名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直至三藩叛乱时，为了争取江南地主的支持，清廷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中被黜降的官绅士子分别纳银开复。以后清廷讳言此事，官书绝不记载。

清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庚申，金坛县判定"通海"的罪犯有冯征元、王明试、冯征元、李铭常等人，后与吴县"哭庙案"，大乘、园果"诸教案"等囚犯，在江宁执行死刑。

臬司姚延著犯有"疏纵"之罪，被判处绞刑，众以为冤。团保樊耀之的儿子樊达生代父就死，临刑之前父子二人环抱痛哭，最后由其子代死，另一团保史旭亦由其弟史八代兄就死，史八临刑前不改其色。

康熙元年，魏阱、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因"通海"罪被捕，祁班孙遣戍宁古塔，其兄祁理孙抑郁而死。陈三岛在事发前忧愤死。富绅于元凯被孝庄皇太后赦免后，不知去向。计六奇《明季南略》载:"金坛因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

“我担心，催科旨意一到，人心便又向明了。若是从前倒还罢了，现在若江南生事，这天下只怕又要多难了。”

“人心还是向着大清的，他们不糊涂。”

“人心算个什么东西，在利益面前有人心吗？他们若懂人心，这明朝就不会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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