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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0

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刚刚那个“姓邬的叔叔”出去了。他跟我说，那我在家里待着，下午六点来接我。

看了一下手表，因为他来接我还有差不多10个小时。

今天风很大，是一个阴天。天气预报说会下雨，但具体什么时候就忘记了。

我站起来，风刮在我脸上，在耳边发出“呼呼”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和谐。

你看啊，一个女孩站在自家门口，发丝被风刮的乱七八糟，怎么看都像和父母吵过架被赶出来，或准备离家出走的样子。然后见那个女孩抬腿走下了台阶。

“邬云，去玩啊？”一个阿姨坐在附近的圆形石凳上，周围还坐着别的阿姨，但都是手里着抓瓜子、嘴里磕着瓜子。

“嗯。”

没有听见她们接下来谈的内容，也不想听她们接下来谈的内容。

还有10个小时，总要做些什么。

一一

邮局现在的人不算太多。

我找到一个位置，写好一封信，把这封信装进信封，再在信封外面写好该写的东西，贴上邮票，把它交给邮局的工作人员。

走到门口，才想起，那个绿绿的大邮桶早已经不见了。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寄信这种相对落后的通信方式。不过，总归是有人在等我的信的。

落后也好。

至少我见过那个绿绿的大邮桶，它还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接下来我去了医院。

浓烈的消毒液味是医院的特点之一。以及病房里的病人，走来走去的护士或医生，然后是很多很多东西拼凑出来的，就成了医院。

重症监护室我不能进，但严老师在里面。

严希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我们是朋友。我不是她的亲人、亲戚，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重症监护室的预约，所以我不能去看她。

仅此而已。

我记得，有一次大雨把我困在了教学楼前，然后严老师叫住正想往大雨里冲的我：“邬云，你没带伞么？”

然后我很尴尬的转过身去，“呃……是啊。”

然后她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也是唉，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办公室喝喝茶，等雨停吧。”

其实我当时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去办公室喝茶”这种事一般没有我的份。

后来严老师还是拖我去了，在办公室里唠嗑唠到了雨停。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在说我听。当时就觉得，严老师唠家常的能力很强。

那件事之后，严老师在我心里的地位从“较熟的老师”变成了“一般的熟人”。

和老师成为朋友这种事情，是我不敢想象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老师永远是那么严肃的面孔，一尘不变的讲课方法，在学生心中永远是那么的崇高伟大。

但是后来，我成了严老师的朋友。

这是后话了。

我在医院里东逛西逛了一个下午，暗中逃不过“上刑场”的命运。

从医院走到小区里，那拉家常的阿姨们仍围成一圈。路过她们那，可以听见“不负责任的父母”“后妈”之类的话。

这些话似乎在说我，但这句话从与我不相干的人嘴里蹦出，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

躲过他们，看到了一位焦急的邬爸爸，以及他那看似平稳却不安的步伐。

“爸，走了。”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说。

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快速离开我视线的景物，听着爸爸边开车边跟我讲那个阿姨的情况，然后满脑子都是“我准备好见那个孩子了吗”类似的想法。

很烦，莫名让人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