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论明季致乱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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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所以失去天下,原因有四条,且与君主的失德无关。第一条是外有强邻:自从辽东失陷以来,边防形势日益紧张,边防紧张就不得不增加戍卒,戍卒增多则军饷开支增大,于是出现了加派赋税之事,百姓因此贫困。而且连年调动军队,逃亡、溃散的士兵都聚集在山林中,这就是乱世的开端。第二条是内有大寇:张献忠、李自成等人在陕西、河南起事,这时如果用内地的戍兵抵御贼寇,戍兵胆怯不敢作战;如果用边防军队对付贼寇,那么关隘要塞又不能轻易撤防。所以只能左支右绌,导致贼寇更加嚣张,无法控制。第三条是天灾流行:如果在流寇横行之时,百姓没有饥荒之忧,或许还能贪生怕死,坚守城池,贼寇的势力就会稍微孤立。然而陕西、河南连年大饥荒,山东、两湖连年旱灾和蝗灾,穷苦百姓没有生存之路,只能跟随贼寇抢劫,希望暂时缓解死亡厄运。因此贼寇所到之处,百姓争相打开城门,拱手欢迎他们进城,即使是地方官也无法禁止。贼寇因此更加壮大,势力更加嚣张,乱世由此形成。第四条是将相无人:在这天人交困的时期,必须要有像李泌、李纲那样的宰相,像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岳飞(谥号武穆)那样的将领,或许能在万难之中挽救乱局,而当时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开始时温体仁嫉贤妒能,却称为内阁首付,接着杨嗣昌平庸懦弱,而任为督师,最后张缙彦毫无谋略,而任为兵部尚书,此时有能力挽狂澜的文臣宰相吗?至于所用的将领,不过是唐通、姜镶、刘泽清、白广恩之类,都是贪生怕死、望风而降的人物。将相都是这个样子,怎能抵御清国外侮、清除贼寇内贼呢?
这四个原因中任何一个都足以导致天下大乱,更何况同时出现,岂能天下形势不土崩瓦解呢?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家,强邻侵犯门户,盗贼占据厅堂,掌管家中事务的人又勒索敲诈、贪婪主人钱财,而仆人抱头鼠窜、纷纷逃跑,那么只剩下区区一个主人,怎能不衰败?再比如像人体有病,边疆警报就像人的腰背处的病患,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就像腹心之处的病患,水、旱、虫等灾害就像伤寒失热的病患,一个人同时有三处病患,已经难以支撑,再加上庸医治疗,其死亡是可以预料的。明朝末年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只有和、守、战三条策略。回忆起当初锦州之战,朝廷的良将劲兵几乎全军覆没,于是导致强邻轻视朝廷,边防警报不断。如果当时以洪承畴总督兵马,吴三桂为总兵,严兵固守,不轻易与敌人交战,并且以甜言蜜语和丰厚的礼物与敌人和解,那么十几万大军完全可以保卫东方边境,这就是处理辽事的正确策略,不适宜开战而应该求和。
至于李自成,他是贼寇中的枭雄,如果当时让孙传庭屯集重兵于潼关坚守,命令卢象升、周遇吉等视情况出动精锐部队策应,那么高杰、白广恩等人就不会全军覆没,而西安就可以固守。 西安稳固的话,李自成必定无法轻易越过山西而进入河北。这就是对陕西战事的策略,以守为主,以战为辅。
至于张献忠,他只是一个凶残的贼寇,其声势远不如李自成,那么对他的策略应该是以战为主,守为辅。如果命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人会合浙江、直隶的军队,四面包围,就可以消灭他。消灭了张献忠,那么左良玉二十万大军可以与洪承畴十六万大军形成掎角之势,内外夹击,就可以消灭李自成。消灭了张献忠、李自成,即使清军深入内地,也不会马上导致朝廷陷入危亡境地。可惜朝廷当权者不懂战守之策,又用人不当,使洪承畴、卢象升在东面陷入困境,孙传庭在潼关覆灭,左良玉在朱仙镇溃败,周遇吉在宁武关战死,清军和贼寇交替入侵,军队和百姓竞相叛乱,最终酿成大祸,无法挽救。
可悲啊!回顾南宋南渡之时,金国兀术率军大举入侵,杨太(此处可能笔误,应该为杨幺,南宋初年农民军领袖)占据洞庭湖,与刘豫(金国所立的伪齐国皇帝)勾结,企图顺流东下,而李成(南宋伪齐国将领)攻陷了襄阳六郡,准备从江西陆路进军,向浙江进军与他们会师。当时天下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是别人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会导致像明朝甲申之祸一样的后果,幸亏当时有岳飞担任制置使来应对,上奏认为襄阳是恢复中原的根本,应当先收复襄阳六郡以消除朝廷腹心之疾,然后出兵湖湘消灭群盗,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久襄阳被收复,洞庭湖被平定,金兵也就不能构成大的威胁,南宋得以在江南偏安一百五十年。这就是国家根本元气稳固,外患逐渐消除的结果。可惜明朝末年的人都没有这种见识,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当时乱世的由来。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1671年)四月十五日,我完成了《明季北略》一书的初稿,并写下这篇评论附于书中(计六奇写于社埄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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