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 冒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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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冒籍

糊糊：“两人的卷子某种程度上都不符合科举程序。

但王越的文章写得好，王直力排众议，将他选中，归入同进士中。

这件事还有一个后续，第二年，朝鲜使者向明朝进贡时，呈上了王越的试卷。原来他的卷子被大风吹到了朝鲜，算命的人称此为封侯万里的征兆。

这次算命的真说准了。

明朝有‘三王’，就是三位军功封爵的文臣，王骥、王越、王守仁。

王越是首任三边总制，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于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中两次远袭鞑靼。因军功获封威宁伯。”

朱祁钰又发现一位人才，还是他现有的。唯一的问题是他搞烂了的景泰二年考中的。

糊糊：“景泰二年的科举一共有201位进士，科举大省江西有42名，占20.90% ，五分之一。

比起永乐二年的‘江西大年’稍显不足。

换到南北榜上，北方只有38人，占比19%，南方占81%。

全北方绑一块，比不过一个江西。

更惨的是前55名里只有3名北方人，也就是说如果只录取55人，则北方只有3人，几乎重演洪武三十年录取52人北方被剃光头的惨剧。

明朝迁都北京，经过好几个皇帝的治理，北方经济得到很大恢复发展，但是北方科考上的进步也只有那么一丢丢。

北方当然不干了。

景泰四年（1453年）又逢乡试年。此年八月二十八日，即乡试结束之后，工科给事中徐廷章上言七事，其中第三事为严科贡。

徐廷章，河南汝宁府罗山县人，景泰二年进士。初授给事中。他说：近者科举开额，如陕西、山西皆取百名，三倍于昔，及会试无一中者。岁贡亦四倍于昔，及入监，即以存省京储悉遣还家。科贡之多诚无益也。

即以景泰初年陕西、山西等北方省区在科举、岁贡不拘额数的宽松政策下所取冗滥的事实为据，提出今后宜仍如宣德、正统中例，庶革冗滥之弊的建议。

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建议恢复宣德、正统间取士之制。朱祁钰令所司计议以闻。

至九月，礼部认为徐廷章所论深切时弊，同意他的看法，称按其所说取旨施行即可。

事情发展至此似该有明确的抉择了，然而又因郎中章纶的奏言而延展。章纶，字大经，浙江温州府乐清县人，正统四年进士，初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为仪制郎中，屡有论建。

章纶言，景泰元年诏原云不许更改，今尚不足四年就废搁不行，有朝令夕改之嫌，殊失朝廷之体。

即从朝廷体面的角度，认为应该继续遵循现行政策。

这一说法对新君来说还是颇能击中要害的，于是朱祁钰复命礼部斟酌以行。

不过这一次礼部没再态度暖昧，而是仍然坚持了九月份回复徐廷章奏疏时的意见：科举以正统中所定额为准，如文字合格者多量增入之，亦不得过二十名。其岁贡，自景泰六年以后宜如正统中所定例。

礼部的这一意见为景帝采纳。此轮争论的结果，确定以正统年间定额为准，预示着科举配额制度将重新启用。

明朝科举分卷制度，在中断四年后又得以恢复。

但南北分卷，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冒籍。

今天有个类似的说法，高考移民。

景泰五年礼部弹劾，景泰四年北京录取的举人中，有十二人是南方文人冒籍参加考试。

王者炸鱼塘，北京土着怎么抵挡得了。”

十万伏特：谁不想参加北京高考，外地考生卷生卷死，生病左手吊针，右手还得写作业。

我爱花花：高考大省，地域模式。

糊糊：“科举考生须在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不始于明朝，唐、宋、元科举就一直实行考生应在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制度，明代仍然继承了这一制度。

洪武三年规定，报考科举者皆由本姓乡里举保，州、县申报行省印卷乡试。

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规定应试者皆由有司保举……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乡试。

既然报名要由本姓乡里举保或有司保举，当然就意味着是在户籍地报考，因举保要负连带责任，一般而言，只有在户籍地，乡里或有司才便于了解考生的情况而敢于举保。

比如王守仁，从小生活在北京，可能还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但只能回老家浙江参加乡试。

若一次不中的，还得折返好几趟。

但实际上当时对该制的执行并不十分严格，又由于种种原因，各地科举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考生不在户籍地报考的情况。

如洪武三年庚戌乡试，福建闽县人何文信中浙江第一名；浙江天台人朱文中在山东中式；建文元年己卯乡试，浙江叶善等九人俱外省中式。

永乐元年癸未乡试，浙江鄞县人张得中在山西中式，另有潘中等十二人俱外省中式；永乐三年乙酉乡试，福建郑回、陈骥俱江西中式……

大多是南方省份的‘卷王’在外省中式，没有一例是北方士子来南方证道。

永乐十八年庚子科，在河南乡试中式的省外人就分别有第50名举人直隶溧阳县儒士王琳、第97名举人直隶当涂县儒士詹万里、第168名举人福建莆田县儒士冯智。

既然有这种违规现象，那为什么在文献中罕见对其进行纠正和惩罚的记载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各直省乡试录取不拘额数，考生只要考卷被考官认定为合格就都有被录取的机会。

所以，尽管存在这种违规现象，但因并不影响当地考生的利益，中式人数多至少在形式上还能显示当地的文教水平和科举实力，民不告，官不究，朝廷对之也就采取了默认态度。

宣德元年，各直、省乡试开始实行定额录取，解额成为各直、省的稀有资源，特别是在科举发达直、省，解额就更成为紧缺资源。

遂有游学矫诈之徒见他方解额稍多，中式颇易，往往假为流移，冒籍入试，也就出现了科举发达省、直的考生到科举竞争相对较弱的省、直冒籍，即假冒当地户籍报考科举的现象。

这就直接损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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