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故宫记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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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两点，也跟史语所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关系。”

关于史语所的话题，还在继续。

“史语所的人才培养模式？很特别吗？”

对于这个问题，苏亦给出自己的回答，“有点特别，它的人才培养模式跟高校不一样，除了出国留学回来的几人之外，其他工作人员基本都是靠边发掘边学习成长起来的，即便是史语所录取的两名研究生石璋如和刘燿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也都是在工地完成的，没有正式的授课。”

“他们更加注重田野发掘培养而不是先从理论培养开始，因此，史语所在理论研究方面是滞后的。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当时，史语所成立尚短，发掘任务大，再加上抗战爆发，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跟精力做学术研究。”

“可就算如此，民国时期，考古学类专著也不应该这么少吧。”

这是来自于中文系姑娘查英华的疑惑。

相比较苏亦他们，她彻彻底底的外行，因此，不轻易发言。

不过现在是闲聊阶段，又不是在大学课堂，见到大家都安静下来，她忍不住问出自己的疑惑。

苏亦点头，“确实不局限于这些书籍，还有挺多的。比如《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译，1929年）、《东亚考古学之研究法》（姚薇元，1930年）、《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郑振铎译编，1930年）、《东方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1932年）、《史前艺术史》（岑家梧，1933年）、《旧石器时代之艺术》（裴文中，1934年）、《古物之修复与保护》（胡肇椿译，1936年）、《古物研究》（杨炼，1936年）、《图腾艺术史》（岑家梧，1937年）等书也具有一定的教材性质。”

苏亦说完，众人恍然。

查英华好奇，“小师兄，这些书你都看过了吗？”

苏亦点了点头，“大部分都翻看过了。”

“哇！”

“这个阅读量。”

“小师兄就是小师兄。”

苏亦笑，“本科阶段，这些书并不是必读物，我翻看这些书籍，更多是个人兴趣爱好。大家对考古学史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不然，选择性阅读就行。”

他之所以罗列出这些书单，是向宿白先生学习，先把涉及到的书单都列出来，用不用得到另说，权当做目录收集。

未来工作需要了，查找起来也方便。

快到故宫的时候，苏亦在感慨，“这一路上，讲的东西有点多了。从博物馆学讲到考古学，从棚桥源太郎讲到滨田耕作，其实，这些知识点总结起来，就可以作为一个考古学思想史研究，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写一篇论述‘中国早期考古学和博物馆的日本渊源’的论文。”

同学们连忙抗议，“小师兄，这个课题太大了吧。”

苏亦点了点头，“也对，确实太大了，不说博物馆部分，仅仅考古学部分，除了滨田耕作，还有不少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对中国早期考古学有相关影响，也有学者在各种专题的研究中做出独特的贡献。比如在安阳，就梅原末治、岩间德也、大山柏，在铜鼓和崖墓有鸟居龙藏，在铜镜有富冈谦藏，在云冈石窟和华北佛教石窟寺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东北考古有岛田贞彦、森修、原田淑人、小泉显夫，在长城地带考古还有江上波夫。甚至有些贡献出自其他领域的学者，比如建筑学和建筑史的伊东忠太，而鸟居龙藏则出身于人类学。”

苏亦说完这段话，众人都傻眼了。

黎新叶着旁边的方灵说，“这些学者，我一个都不认识。”

方灵笑，“很简单啊，我们都不是学考古学的。”

王讯在旁边吐槽，“学姐，就算是我们也基本上都没听说过这些日本学者。”

查英华好奇，“那小师兄，怎么懂那么多啊。”

张新说，“因为小师兄会日语，可以看日语版考古发掘报告，这些日本学者关于国内的考古发掘报告，小师兄可没少翻看。”

“哇，原来小师兄这么厉害。”查英华露出一副惊讶不已的模样。

有些浮夸。

但，被中文系小姐姐崇拜的样子，还是很让人受用的。

起码，王讯等人与有荣焉，“我们小师兄，确实很厉害。”

方灵打趣黎新叶，“我们叶子的眼光就是好。”

为啥好，不言而喻。

苏亦笑，“没有那么夸张，我日语也是刚学的，属于入门阶段，主要是宿白先生对此有要求。进入研究生阶段，就需要大量阅读外文文献，因此，会一两门外语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会呢？”王讯问。

苏亦说，“不会就学啊，强迫自己学，跟学英语一样，一点点学，就算不会说，能阅读也可以。”

查英华说，“我们中文系的，相比较日语，我感觉英语更重要。”

苏亦笑了笑，“都挺重要的，会日语可以研究日本文学，会英语可以研究西方文学，要是会德语、法语以及意大利语，就更加了不起，直接可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文学著作了。”

对于查英华的话，苏亦并不同意，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任何一门外语都挺重要的。

不过，他也没有硬怼查英华，只是感慨，难怪对方几年后，北大毕业证都不拿就跑去美利坚留学。

“小师兄，你今天讲的东西太多了，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啊，不然，听起来挺有趣，但一会去就记不住了。”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黄莺歌，看到中文系的姑娘跟苏亦聊起来了。

也加入闲聊的队伍之中。

苏亦问，“怎么说？”

黄莺歌问，“你现在还没告诉我们，蒙特柳斯类型学对咱们中国考古学有什么具体影响呢。”

她是历史专业的姑娘，跟中文系的姑娘相比较，她肯定更加熟悉考古学的情况，但跟考古专业的学生比较，她又稍显外行。

苏亦刚才说了那么多学者，从博物馆学的成立讲到棚桥源太郎，又从棚桥源太郎讲述到蒙特柳斯类型学，才引出滨田耕作以及一系列民国时期的考古学者以及相关著作。

讲了一大堆，到最后又跑去讲述外语的重要性。

整个过程太零碎了。

确实让人找不到重点。

考古专业的学生还行，其他专业的学生听起来太凌乱了，完全不成体系。

苏亦笑道，“其实就是闲聊，所以不用那么正式。一开始就是讲述博物馆以及中国博物馆学的建立，然后才讲到日本博物馆之父棚桥源太郎对中国博物馆学建立的影响。这部分，因为抗战爆发，最终不成体系，或者说没法落实到实处，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因此，咱们中国近代博物馆学还是走上了旧物维新的道路。”

“小师兄，旧物维新是啥意思？”

苏亦解释，“就是重视旧物，古物，可以清晰看出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初始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古物问题的处理，古物的中体中用，最终在观念层面被古物的西体西用所取代。然而在实践中，依然还有大量残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博行业的某些行为，包括考古学和博物馆，如注重大器、重器的宝物思想，对文物的重藏轻用，以及对公益性和公共性认识的不足。从这点来说，中国博物馆学成立的时候，博物馆人一开始就引入了棚桥学，最终这个学术理念没法像在日本上生根发芽，这也是导致咱们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跟日本有根本异同的原因。这点上跟考古学完全不一样。”

近代中国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历史博物馆，而历史博物馆不重视古物重视啥啊？

这个观念也也在影响着考古学。

早些年，很多考古从业人员，只追求大物跟宝物，普通的出土物根本就不给予例会，甚至遗址之中的动植物遗存，理都不理会。

从这个方面来说，被吐槽成为锄头考古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比较博物馆学，考古学方面，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就巨大了。尤其是滨田耕作，他拥有他人无法企及的丰富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不仅仅是研究、写作和田野考古，滨田耕作保持了与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群体的密切联系，参与了中国早期考古专业人才培养、考古学组织的创设等一系列活动，早已为中国学术群体熟知。比如，胡肇椿先生就是他的学生。”

“直接对当时的南方考古产生极大的影响。还有翻译他的书籍的若干学者，因此，也催生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

说到这里，苏亦又说，“从这个脉络来说，前面提及张凤主编的《考古学》、到俞剑华翻译的《通论考古学》以及胡肇椿、郑师许合译的《考古学方法论》都是受到滨田耕作的影响。而滨田耕作的这些著作，则是分别受到他导师皮特里以及蒙特柳斯两位学者的影响。”

“我前面提及的人物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来说的。中间穿插了史语所以及考古学史的知识点，也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核心点，还是讲述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以及方法的建立经过。”

“而且这一切都是由蒙特柳斯类型学的这个知识点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回归这个主题。那么多学者翻译蒙特柳斯的方法论，是不是真的在咱们中国考古学落地生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者呢？”

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是的，这些译著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体现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都得以了解当时国际流行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真正开花结果还是需要第一线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的尝试和努力，其中咱们北大考古教研室的主任苏秉琦先生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可能是惟一的代表。”

“唯一的代表？”

考古专业的学生恍然，中文系跟历史专业的姑娘则有些蒙圈。

苏亦解释，“苏秉琦先生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秉琦的成就实现了《考古学研究法》译者郑师许当初的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就是‘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是的，事实上，他做到了。苏秉琦走的正是这条道路。年代，蒙特柳斯著作通过日本乃至直接来自欧洲的传译，使得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真正学到了欧洲考古研究的核心技术，使得在地层学之外，考古学另外一种基本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应该主要归功于闻宥、郑师许、胡肇椿、滕固等这些默默为人作嫁衣的翻译者，因此，今日我们回顾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史，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这也是我前面重点提及这些先生的缘由。”

他们或许在中国考古领域，并没有取得多高的学术成就，但，他们是先驱，是引领者。

他们撒下着希望的种子，过了几十年以后，终于成就了一名新中国考古奠基人。

从这点来说，他们功不可没。

也是苏亦跟同学们提及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为什么会重点提及他们的缘故。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蒙特柳斯类型学，现在经过苏秉琦先生他们这些前辈通过田野发掘实践，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这也是为什么，俞伟朝先生后来会呼吁，中国已经成功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会把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学派称为“中国学派。”

就是因为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集大成者。

从，1948年，苏秉琦先生发表的《瓦鬲的研究》开始，已经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正式出现了。

因此，苏亦绕了一个大圈，并没有跑题，只是他讲的信息量有点大，让同学们忽略了重点而已。

现在，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回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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