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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不是个蠢人,蠢人也不可能有他那么大的成就。然而时至今日,他却也愈发认识到自己当年做的事情有多么愚蠢,不掺和皇权之争斗作壁上观,固然身家性命无虞,却也使得当时的太子与秦王皆对自己生出忌惮之心,里外不是人。
故而导致了贞观一朝十余年的饱受排挤、投闲置散。
这也就是李二陛下胸怀宽广,若是当初的太子李建成登基为帝,自己怕是早已经被赐死了好多回,子孙家眷也得跟着遭殃……
若是等闲的官员,在权力斗争当中作壁上观退避三舍,以免被殃及池鱼,那倒是可以。然而若是等级到了一定的程度,拥有强悍的力量和影响力,就不是想躲就躲得开的。
就比如眼下之局势,自己虽然幽居府中十余年,但是对于军中的影响力依旧尚存,太子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对自己示以厚恩加以招揽,晋王又岂能看不到呢?
他若是对太子的招揽客气谢绝,回头晋王就会亲自登门。
还是如当年那样不闻不问、作壁上观吗?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待到将来储位已定,乃至于新君登基之后,就得祈祷着新君能够有着李二陛下一样宽广的胸怀,不会介意如今他李靖的不屑一顾……
房俊有句话说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什么是江湖?有人、有利益、有斗争的地方就是江湖,朝堂之上更是一个大江湖。
只要身在其中,便很难明哲保身……
*****
三月初一,整座长安城都戒严起来。
距离李二陛下誓师出征的日子还有两天,关中各路军队都已经陆续来到长安城外集结,营帐绵延数十里,城东的灞桥两侧、城西直至昆明池畔,全被连绵的军营所占据。
为免有人伺机捣乱,影响到誓师出征的顺利,京兆府的衙役巡捕以及各个衙门的兵卒在长安城内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任何有可能影响到长安城稳定的因素都会被予以拔除,这两日坊市之间因私斗而被关入京兆府大牢的地痞不知凡几。
“百骑司”更是精锐尽出。
各处城门的盘查滴水不漏,任何身份有所怀疑的人都会被予以严查,稍有可疑之处,便会被抓捕起来,由“百骑司”审讯。
长安各个负责治安的衙门夜以继日的忙碌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懈怠,一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差错,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大清洗,遭受牵连者不可计数。
最忙碌的自然是兵部。
眼下兵部虽然依旧没有征调兵马、决定战略之权,但是全军的后勤工作都压在兵部身上,聚集在长安附近的军队已经超过十万人,每日里巨量的粮秣消耗乃是一个天文数字,需要兵部从各地征集、运输,然后一一分派。
一点点的差池,都会导致一支军队的不满,进而引发无与伦比的恶劣影响。
李治与房俊这两天几乎吃住都在兵部衙门,房俊身为兵部尚书,自然要居中坐镇,负责所有事务的最终定夺。李治作为“检校兵部尚书”,手里的权力没有房俊大,但是需要承担的责任却丝毫不逊涩于房俊。他固然认为房俊不一定会趁机陷害他,可诸多事务都压在房俊身上,人的精力到底是有限的,万一房俊一时疏忽,出了差错可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跟房俊一起盯着。
李治坐在值房之中,微微侧身看着窗外,整个院子里人影幢幢,所有的兵部官员都脚步匆匆、神情凝肃,手里捧着各式各样的公文,负责着长安周边军队的联络与物资分配。
一股大战之前的紧张肃穆,使得一贯性格洒脱的李治感受到了几分口干舌燥。
这就是帝国机器全速运转之后所呈现的模样,每一个人都是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似臃肿冗余,实则不可或缺。任何一个零件的运行偏差,都会导致整体的误差,甚至影响到最高层面。
以往李治并未将东征看作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身边的人一直对东征是一种“旗开得胜,马到功成”的论调,使得李治也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苍鹰搏兔”也似的战争,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知道大唐兵锋一至,高句丽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直至此刻,他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一场国战,究竟对于帝国意味着什么样的凶险,胜利固然举国欢腾,从此荡平四夷周边再无强国,可一旦失败,或许前隋的结局便是大唐的明日。
喝了口茶水润了润喉咙,李治看着对面坐在书案之后伏案疾书,不断批阅文书的房俊,忍不住问道:“姐夫,这场东征一定会胜利的吧?”
房俊抬眼瞅了他一眼,没回话,继续批阅手中的文书。
对于李治的习惯他已经有所了解,这位时常将称呼在“越国公”与“姐夫”之间完美切换。称呼“越国公”的时候,就代表着公事公办,毋须讲什么人情,而称呼“姐夫”的时候,则意味着以亲人的关系相处,说话可以随意一些。
这样便可是使得他处处占据有利之地位。
真是一个狡猾的小家伙啊……
将手中的公文批阅完成,合上放到一边,又从案头堆积如山的公文最上面拿起一份,展开看了看,将毛笔在砚台里沾了墨水,想了想,说道:“编读史书,这世上何尝有过必胜之战?以少胜多之案例数之不尽,即便是这高句丽一隅之地,前隋倾举国之兵,不也是折戟沉沙、铩羽而归?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李治迟疑一下,道:“不至于吧?前隋之所以东征失败,是因为隋炀帝横征暴敛,且骄纵自大未将高句丽放在眼中,这才因为轻敌之故兵败。如今大唐上下一心,举国出征,对于高句丽无比重视,怎会重蹈前隋之覆辙呢?”
“呵!”
房俊笑了一声,干脆将毛笔阁下,伸了个懒腰,喝了口茶水,这才说道:“殿下看过《隋书》?”
李治颔首。
房俊啧啧嘴,婉转道:“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尤其是史书,可以细细观之用心揣摩其中的圣王之道,却也不能盲目的信以为真。需知道,历来史书皆是由后来者编纂,胜利者去编撰失败者的历史,又岂能绝对客观呢?”
李治蹙眉:“别的史书或许会夹杂着编纂者的个人意愿,但是唯独《史记》与《隋书》不会。太史公铮铮铁骨,魏玄成忠言直谏,这两人的品性千古罕有,岂会有姐夫所言之情况发生?”
房俊捧着茶杯,摇摇头,叹气道:“只要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就会有个人喜恶,人非圣贤,没有谁会当真做到完全客观,这是不可能的。”
史书这种东西,看看也就行了,真实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在史书当中出现。
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且不去说,其中主观臆断之处不胜枚举,夹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单说《隋书》,难道当真因为魏徵的铮铮铁骨,便绝对真实可信了吗?
未必。
诚然,《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魏徵其人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然而未必公正。
一部著作,代表了编撰者的核心思想。魏徵其人乃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之变”后成为李二陛下团队当中以忠言直谏为特质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又岂能对待事物以平常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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