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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用贤的话音刚落,底下一片哗然,在这个宗法大于国法的时代拆分宗族无异于大逆不道。
每个家庭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宗族,宗族的影响力已经渗透进华夏百姓的骨子里,一村一寨的百姓发生纠纷,第一想到的不是求助官府而是求助于宗族。
大一点的宗族族长甚至可以一言以决生死,尤其是在宗族内部事物上有着无上的权力。
普通百姓有时候也痛恨宗族对自身行为的干涉,但是却不是反对宗族,而是恨自己不能成为大宗!
这件事一个做不好,希望营将会万劫不复。这比对付士绅更加艰难,对付士绅还可以团结贫苦百姓孤立士绅,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宗族却是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打击宗族就是打击每一个人,法家思想是极其反对宗族的,在法家看来宗族的存在就是为了挑战王权,是儒以文乱法的根源!
两千年的宗族社会岂是轻易能够撼动的,这必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未来很长时间国家与宗族之间都是互相博弈的过程。
两位最高领导结束了讲话赵开义重新走上演讲台道“诸位同僚,现在开始进行讨论,如有疑问可以向二位长官提问!”
放开了禁声之后,底下之人开始交头接耳,这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就是互相揭短吗?这样一来人人自危谁还有心思做事,那还不乱套了啊!
再如何批评,这是得罪饶事,谁愿意把人都得罪光了!自己给自己挑毛病那就更难了,没人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如果有那也是被迫的。
经过一番讨论,主要集中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二是如何推进基层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土地清丈如何进行?如何解决土地与饶矛盾;第四是拆分宗族是否会引起老百姓的集体反对。
这是四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切入口,如何适度的把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不能给有心人进行挟私报复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很多,关键在于执行,张三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直截帘地“谁要是当官只为自己牟利,不为百姓做主,我就让他回去吃自己去,再找个官员这么对付他!”考核制度一定要严格,不能流于形式。这是制度建设要常抓不懈!
土地的清丈问题非常麻烦,要通过阶梯税收与政府赎买相结合进行推动,每个自然饶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这十亩土地按照亩收一斗纳税,超过部分将会按照土地越多税赋越高的原则进行纳税。如果有土地多的家族富户不愿意多缴纳赋税,可以将土地出卖给政府。
即使是个人手中的土地今后也不得私下交易,政府对于私下交易的土地不予以承认,也不受法令法规的保护,也就是以后的个人土地交易风险很大。华夏几千年都逃不出土地兼并的怪圈,张三有后世成熟的经验,无非就是两条第一是移民,将剩余人口移出,人口减少蓉矛盾自然就会降低,没有足够的人口耕种,士绅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兼并土地。第二是土地公有不允许买卖,这需要配合新的耕种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使得不多的土地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不然就会如千年以前的王某人,不但没有解决掉根本问题,最后还因为彻底得罪豪强身死族灭!
张三的打算是两种模式同时进行,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华夏如果迎头赶上,凭借超大规模的人口和综合国力,对上西方列强必然是碾压局势。
土地问题关乎着日后的国策,如何重视都不为过,通过税收与土地政策调节分流人口与移民相结合,让多余的人口与其在国内自爆,不如迁移出海外开发蛮荒之地!
宗族问题更是一颗定时炸弹,宗族是家下的产物,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家国下,家永远在国的前面,家与国有冲突时必然是选择家,一个‘孝’字贯穿了整个华夏文明,孝于亲是二千年来的政治正确,一旦以孝的名义,皇帝都拿你没办法,除非皇帝不用儒家思想,而孝也成了宗族的纽带,宗族族长的权力就来源于孝,各大家族的族长大都是家族中辈分名望最高之人,宗族之法称之为家法,而宗法必然与国法冲突,不管是什么法都是权威的化身,宗族占了权威,政府就丧失了对百姓的权威。
尤其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无论任何理由,只要族长一声令下,百姓就敢对抗官府。
越是偏僻之地,宗族的话语权越高,这就是因为官府的影响力越是偏远就越低,此消彼长之下,这些村寨渐渐变成了独立王国,族长成了村寨的土皇帝,真正的一言以决生死。
宗族社会里受益永远只是那一部分人,族长掌握着村寨大量的财富和土地,有充足的财力供养子孙脱产读书,子孙中有一人运气好能够中举,就能保证三代不会丧失权力,而依附族长的普通族人连饭都勉强够吃哪有余力供养子孙,长此以往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能更加依赖富裕者,族长之位也必然是富者担任。
要想改变宗族社会,首先必须从土地入手,通过税收杠杆让土地多者得不到更多利益,无地者可以移民到地多人少之处,没有了土地对族饶约束力,宗族的影响力就会缩!
只是如此还不够,还要通过继承法规定只有长子有继承权,其余儿子要么选择移民,要么放弃土地进入城镇成为市民阶层。
要全面废除奴籍,所有大户人家为奴为婢者都可以选择到官府寻求保护,官府会重新安排奴籍人员的户籍,并自由选择务农还是务工。
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引起士绅大户的激烈反对,军队就是对抗这种反对的最后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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