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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伫立阁楼的木栅栏上,昂首挺胸地向东方看去;东方是汴梁城的皇城,太阳还没出山;熹微的晨曦将城市的角角落落涂染得一片彤红。

太阳未出山前仿佛出嫁的娇娘,总要羞羞答答做些准备工作;先用自身的色彩将天空、大地涂抹成猩红色,再将沉睡的小鸟呼唤起来,小鸟的叽喳声给城池的清晨凭添了几份声韵。

刘敏处身于这种意蕴中,思绪竟然像奔腾的烈马一冲无法收拾。

这里是汴京城西踊路街军营,卢成玉的天祥军800将士就驻扎这里。

刘敏和卢成玉相见后,便安排她住进天祥军军营;但刘敏想着赶往边地的主要任务是抗击疫情,解救百姓;便让红云、绿杏、蓝梅、白雪、巧姐、巧妹、火仁甫、梁鼎、火水牛、王阳、赵季、陈怡侑、涂幼玫、赖贞岳、姜孟君、郭雨全、王任卿17人联手在京城的各大药铺采购中草药。

中草药整整拉满十大车,费用是黄千沛和罗淑卿送来的780贯铜钱;用780贯钱购买中草药上边关抗击疫情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是刘敏仁慈的一种表现。

刘敏从张宏基嘴里得知北地五洲出现疫情,百姓大量死亡的消息后;判断那可能是鼠疫。

鼠疫在北宋时期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华夏乃至世界治愈鼠疫的第一人应该是医学博士伍连德;他的强制隔离法挽救了上千万东北同胞的性命。

刘敏是后世的医学博士,穿越来到宋朝;对待北地五洲的鼠疫应该能够拿下。

红云17人将采购回来的十马车中草药拉回踊路街军营,打算随西征大军的粮草一同运往边境;红云17人也随中草药同行。

红云17人中不含龚美和杨翠花,刘敏让龚美继续留在大羊银匠行制作他的银器;杨翠花留在襄王府依旧做书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陪陪襄王赵恒。

刘敏站在小阁楼的栅栏跟前寻思着红云17人采购中草药的情况,思绪陡然转到眼前这座军事城堡一样的汴京城来了。

北宋人孟元老著的《东京梦华录》缘由有两重一重为渐入桑榆晚景的私忖“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另一重为公开担忧“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观当时之盛。”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在南宋京城杭州写成的,但他记录的却是自己童年和青年时,目睹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盛世。

北宋王朝是后世人公认的繁华鼎盛王朝,但军事上却是一个弱智者;长期处于险恶之中,夹缝于辽、夏之间;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及西北游牧民族冲突的剧烈时期。

京畿开封汴梁,因地处黄河冲积地带一马平川,河流纵横,交通实在便利。但在军事上却无险可守。

因此,孟元老笔下一开篇所描述的“东都外城”,一方面为水陆城门众多;“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

另一方面在骨子里却是一座防备设施众多、防御体系严密,军事功能突出的保垒城市城濠护龙河、城门皆瓮城、铁裹窗门、拐子城、马面(防御设施,形同栅栏。)、战棚、女头(防御设施,形成女墙城堞。);又贮存军事守备物资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还有负责城市军事工程的“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

除过这些外,北宋王朝尚有禁军数十万在汴梁城内外以卫京师。

《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东京梦华录》中的昌隆,居然是在这座军事城市上演了一百六十七年。

哪为什么北宋王朝的京畿要固执的设定在无险可守的开封汴梁呢?这其中还真有不少的名堂。

北宋建都于汴梁,并设陪都应天府南京(河南商丘)、河南府西京(河南洛阳)、大名府北京(河北大名),与国都开封府东京合称四京。

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后,赵匡胤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杜绝出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

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国、西夏战争中不占有优势,屡屡挨打的被动局面。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入国都开封,北宋王朝灭亡;共历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北宋的最大统治区域北以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青藏高原、大理国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

当时的西亚人均美元,西欧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朝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

北宋比清朝早800年,人均dp却高出1680美元;也就是说北宋真宗年一个人的dp合清朝38个人,你能说北宋不富强昌盛?

被西方人标榜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人均dp也比北宋真宗年代少1030美元。

北宋时期的人口人口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250万增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

北宋时期对外也空前开放,在东亚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东南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宋朝的外交同时也影响到了西亚和非洲。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王禹偁《建隆遗事》,言太祖问迁都之事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而晋王(赵光义)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一语封喉。

太祖只得在其出去后语左右曰“晋王之言故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宋太宗最早反对迁都的理由是京师屯兵百万,全籍卞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洛,恐水运艰难。

宋太祖迁都并非第一次提出,他在之前曾幸洛阳“郊祀”;就曾考虑过迁都洛阳。

郊祀过后太祖又起留意,群臣都不敢反对;唯有铁骑左右厢都指挥李怀中以东京禁军数十万人,依仗卞渠漕运为由反对。

别人两次反对都没能动摇宋太祖的意志,唯独晋王赵光义之劝诫改变了宋太祖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晋王赵光义固然为留都东京做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似乎在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

后世人研究大量资料显示,宋太祖曾认定德芳为其继承人;而太祖弥留之际皇后也一直在策划德芳即位。

那么说到德芳,不得不说其岳父焦继勋;焦继勋当时为河南府尹治洛阳,而与之相对的就是时任开封府尹的赵光义。

赵匡胤去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

焦继勋之女为皇子赵德芳夫人,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

赵光义为开封府尹时苦心经营多年扩大自己的势力,可以想象;如果迁都洛阳得以成功,必将被有焦继勋为依靠的德芳皇子所压制。

这对一直觊觎皇位的宋太宗来说决不可容忍的,这也是为何在太祖两次拒绝群臣请求后;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仍然要义正词严力主留都吧汴梁的原因。

为了留都汴梁,宋太宗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在德不在险”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而已;他即位后删掉正史中其与太祖冲突的相关记载,故此段史实以不可考。

宋太祖迁都洛阳之意,在于以洛阳之险,达成裁撤冗兵之意图。而太宗反对迁都,虽称“在德”,但禁军所造成重税和巨大漕运负担不得减少,太祖预见性的言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从这点来看,何来“在德”可言。

而另一个层面讲,当时身居开封府尹之赵光义,对屯驻开封之禁军的把持,绝非德芳皇子和其岳父能比;这也是赵光义能够安然即位的核心保证。

不然以“烛光斧影”之传闻,足见太宗得皇位并不被所有人所承认;若非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恐怕这皇位难以坐的安生。

纵观整个宋初的迁都风波可以看到,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禁军与漕运。

开封之所以重要在于漕运,漕运之所以重要在于宋初十万禁军依仗漕运得以补给;而禁军又是太祖、太宗得以得国的根本,若非太宗把持开封与禁军又觊觎得国;太祖迁都之事恐怕是另一番景象。

从机运部分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看到,在宋初,皇都之争主要在开封与洛阳东西两京之间,虽然太祖曾表示“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但是长安此时已为废都,除了前代多朝之故都的名头外;因为战乱之损毁加上多年之废弃,已经不能具有国都之功能。

太祖怕只是说说气话不能当真,而洛阳与开封之争;恐怕着眼点又必须在禁军与漕运,这方面虽已成共识,但具体细节还是能够有所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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