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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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陈与义，王宵猎步出官厅，在院子里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犟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王宵猎在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做？学着历史，西方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吗？当然是不行的。西方的文明进程只到这个阶段，生产力进步而已。生产力也只是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不了文明。不同文明下即使是相同的生产关系，也必然会有不同的面貌。根据西方理论施政就更是天方夜谈，他们还没有能力整理出清晰的理论。

这是一条没有人开辟的道路，王宵猎需要自己去趟出来。

仅仅做一个能臣，做一个帝王，甚至做一个明君，需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哪怕就是抄历史，纵然抄错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可以打败所有的人。做一个成功的人，既花开酒地，美女在怀，又被天下人歌颂，并不难。

但是，如果只是做一个成功的人，需要我来做什么？放眼这天地，大部分人都可以。我既然来了，当然不一样。

别人能做到的，让别人去做就好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不一样。就是要做到，除了我之外，换一个人绝对不行。一个人要有价值，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