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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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最后一天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段时间出现的，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集中做一个解答。

——刘贾的身份。

根据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史记·卷五十一·荆燕吴传第二十一》记载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

译荆王刘贾，是刘氏宗亲，不知道高祖刘邦起事的时候，刘贾是受谁节制。

在这句看似不负责任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太史公其实还有两层言外之意。

一、高祖起事的时候，这货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也就是说，早刘邦起事之前，刘贾与刘邦，或者说刘煓，乃至更上一代的魏丰公刘煓一脉，都是没有什么交际的。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刘邦原本‘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起兵反秦，就‘富在深山有远亲’，得到了刘贾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

二、刘贾跟刘氏宗亲，主要是刘邦这一脉的关系，已然无法考证。

换而言之，对于刘贾在刘氏宗亲中的具体辈分、与高祖刘邦的详细亲缘关系，太史公已无从考证。

在《史记》表示不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亲口承认无法考证的情况下，普遍被认为史记ps的《汉书》，却出现了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第五》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

与《史记》一样，都带了一句略有些不负责任的‘不知其初起时’——不知道最初，跟随高祖刘邦时的状况。

但与《史记》‘刘贾，诸刘（之一）’的严谨态度不同，《汉书》却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考据来源，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记载刘贾，高帝从父兄也。

‘从父兄’这个词，无论是在史料记载，还是在古代读物中，都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且寓意也大都为‘远方亲戚中的堂兄、表兄’之类。

但根据作者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直到唐代，‘从父兄’的定义都还十分明确。

唐·颜师古《汉书注》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

意思就是说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就是‘从父兄’或‘从父弟’，表示祖父为同一人，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分为两支脉系。

有了这个定义，《汉书》对刘贾的记载，就更不具可靠性了。

——既然从父兄，指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即叔伯的儿子，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堂兄弟，那作为‘高帝从父兄’的刘贾，就应该比刘邦更年长。

并且刘贾的父亲，应该是太上皇刘煓的兄弟，即彭城刘氏始祖，魏丰公刘仁（一说刘荣）的儿子。

但遗憾的是，根据现世流传的《彭城郡刘氏彭城堂始祖·荣公》的刘氏宗谱记载，只能查到魏丰公刘仁唯一的儿子太上皇刘煓。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出一个大概率没有错误的结论太上皇刘煓，是魏丰公刘仁独子。

这样一来，‘刘贾，高祖从父兄’的说法就立刻站不稳脚跟了。

——从父兄从父兄，你爹好歹得跟我爹是亲兄弟，咱俩有共同一个爷爷吧？

但根据刘氏宗谱追溯，刘贾的父亲显然不大可能是魏丰公之子，所为刘贾的身份，更大概率是与魏丰公一脉更加疏远的远方亲戚。

除了父亲与魏丰公的关系，刘贾的年龄，也很难满足‘高祖从父兄’的说法。

从父兄，也就是堂兄的定义，可以说千百年来都未曾变化——叔伯的儿子，且比自己年长者，为从父兄堂兄。

也就是说，作为高祖刘邦的从父兄，刘贾的年纪比刘邦大。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

大家不妨现象这样一个画面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年，年五十五岁的汉王刘邦刘邦亲自追击项羽至固陵，派比自己还要年长的从父兄刘贾南渡淮河包围寿春······

——五十五岁的刘邦，能和正值壮年的霸王项羽掰腕子，并最终成功鼎立汉祚的故事，已经足够具有不可取代性了。

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年纪超过五十五岁的老宗亲，在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的两千二百千年，受老天子之令先断项羽粮道，后又渡河作战、迎击当时尚在项羽麾下的英布大军，怎么想都有些不大现实。

结合以上考证内容，佐吏可以大言不惭的得出以下结论对于荆王刘贾与高祖刘邦的亲缘关系，《史记》中‘是亲戚，但不知道是啥关系的亲戚’的记载，应当是更为准确的；而《汉书》中直接断定‘刘贾，高帝从父兄也’的记载，则显然没有丝毫说服力。

本书中，便沿用了‘是亲戚，但具体亲缘关系不明’为背景，给刘贾安了一个比刘邦、刘贾小一辈的辈分，此举为杜撰，非为史实，也没有史料作证，只是单纯的设定。

除了刘贾，最近几章写到英布反叛的内容，也有些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英布籍贯为九江六邑，最开始也是因籍贯而被项羽封为九江王，之后被刘邦改封为淮南王，实际上并不是移封，而是在原有封土，即九江郡的基础上，增加了衡山郡，合此二郡为淮南国。

而九江、衡山两郡，在春秋之时本为吴国领土，后随着越王勾践灭吴而并入越国；到战国初期，楚怀王灭越，九江、衡山二郡又并入楚国。

具体内容在正文中讲述的较为明确，最终结论也已在正文中得出在汉初之时，九江、衡山二郡，都可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吴地’，准确地说是吴北；九江、衡山出身的百姓，也大多自诩为吴人，而非越人、楚人。

只不过，相较于更认同吴王夫差一脉的长沙国百姓，以及更靠南的南越、闽越、南海、东越等‘百越之民’，九江、衡山二郡的百姓对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同感，但也多少心怀些许缅怀就是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文中多次出现，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细讲的东西。

谷螿<spa>　　——汉初的长沙王吴氏，确确实实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据清光绪八年（公元年）重修的《鸿源吴氏宗谱》，及鄱阳鸡峰的《吴氏宗谱》载吴芮应是夫差的第十一世孙，吴国始祖泰伯的第三十三世孙；

《上饶地区志》（年版）则称为第七世孙——公元前年越国灭吴国，越王勾践毙夫差，追杀夫差家人；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太子鸿和王子徽及其子女，随吴国南溃兵马，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鄣公山，隐匿到浮梁的瑶里、九龙、金竹山、蛟潭、福港等偏僻地区生存下来。

公元前年，吴芮的父亲吴申，被贬到番邑（今鄱阳）定居。

一代长沙王吴芮，本为楚人（楚民），秦一通天下之后，被任命为秦番邑第一任县令，与此同时，吴芮也是第一位起兵响应起义的秦吏，即秦国官员。

在秦亡之后，吴芮也成为了项羽所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获封衡山王，土衡山郡。

之后霸王项羽自刎乌江，项羽所封的十八路诸侯也得以重新洗牌，衡山王吴芮便被移封为了长沙王，其原本国土衡山郡，也被并入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土，合称淮南国。

刘邦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吴芮便病故，但与绝大多数汉初异姓诸侯······

准确的说是与任何一位汉初异姓诸侯所不同的是，在吴芮时候，心心念念铲除异性诸侯势力的汉天子刘邦，却并没有打长沙国的算盘，而是让吴芮的儿子吴臣继承了长沙王的王爵。

甚至在吴臣之后，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四世王吴右、五世王吴差，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

这，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在‘异姓诸侯为原罪’的汉初，长沙王吴氏一脉，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

答案，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长沙王吴氏，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汉室初，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而没有开发，就意味着明智相对愚昧、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

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即岭北的长沙、衡山等地，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值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

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血统论’的时间节点，彼时的吴人、越人这两个群体，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

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并因此而自诩为‘贵胄之后’；而长沙国，以及衡山、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以‘夫差后裔’自居。

这种情况，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最靠北的九江最轻，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的说法一致——过了长江越靠南，开发程度就越地，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

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汉室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纠结。

因为相较于文化、传承、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赵佗掌控下的南越，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

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教化等方式，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

所以，汉室鼎立之初，对于南越，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外蛮’，还是‘内贼’。

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以及关东异姓诸侯、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

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主要是陆贾）来劝说赵佗去帝号，接受汉室‘汉南越王’的册封。

而长沙王吴氏一脉，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

——南越王赵佗，终不过是王，汉天子刘邦，那可是天子！

至于你百越之民，人均自诩‘勾践后裔’，但我长沙国的王，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

这样一来，借着‘帝-王’‘自诩后裔-真的后裔’的对比，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越岭南，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

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也是十分微妙——刚好是文-景之交，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的时间点。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吴氏一脉成功在‘长沙王’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需要借吴氏‘夫差之后’的血脉，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

除了镇压，或许也有吸引仇恨，为汉-越提供长沙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带的考虑；但总体而言，吴氏得保长沙国祚传延五世，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夫差后嗣’的身份。

当然，这也与自一世长沙王吴芮时起，历代吴氏长沙王对长安毕恭毕敬的态度、予取予求的姿态有关。

这一点在正文中也提到过包括吴芮在内的历代长沙王，都无一例外的保持了‘每年上一封奏折，请求朝觐长安’，虽然大都被拒绝，但还是坚持不懈长达五十年。

为了堵住‘长沙王年年请求朝觐’的口子，高后吕雉甚至专门规定诸侯王三年一朝长安。

但即便如此，之后的历代吴氏长沙王，也还是坚持不懈的每年一请朝长安。

也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低姿态，让吴氏一脉在那个‘拒绝朝觐等于造反’的时代，得以享国数十年。

··········

明天月初，刚好借机去看看腰，休息一天，谢谢大家理解。

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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