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二十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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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桓对朝政的改革，除了精简机构，裁撤冗官之外，最大的影响就是确保了朝廷上再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对抗他的意志。

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推行大宋各项改革。

虽说封建饱受惫病，但又不得不承认，想带领大宋最快实现文明跨越的方法，就是集权。整个国家发展都遵循他的意志，才能有最高的发展效率。

而控制发展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税收。所以在梳理好了朝廷局势后，赵桓第一个接见的大臣就是计相杨时。

杨时如今官居三司使，主管度支、盐铁及户部。

看这三司的名字，就知道大宋税收的重点在何处。度支是财政预算部门，盐铁即国家官营，而户部即人头税。

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精神十分健硕。与赵桓首次相见，他并没有认生、拘谨，见礼之后很快便切入税收改革主题，对赵桓说道：“臣听闻官家有意减免百姓赋税？”

“不是减免。减免历朝历代皇帝都在做，并不稀奇。朕打算彻底废除丁赋。”

闻言杨时微微点头，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经世济民的国之大才，他对税制可谓无比精熟。向赵桓说道：“官家体恤民间疾苦之心，臣感同身受。但在官家推行税制改革之前，臣请先向官家介绍一下我大宋丁赋情况。”

“善！”赵桓神情颇为振奋，说道：“这正是朕欲求之事。”

“我大宋税制大抵延续自李唐的两税法，但五代十国期间各种搜刮名目亦全部延续下来。可以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这些苛捐杂税暂且不提，先只说这丁赋。两税法规定，朝廷根据度支情况制定税收总额。然后依据全国户数，差等收税。即富户多交，贫户少交。有户增长便将税减轻，有户减及人散而失均者，即告知长吏，汇总至户部。”

“此即为何我朝只统计户籍而不统计人口。此习俗中唐之时便已有之。”

听完，赵桓大长见识，还是第一次清楚原来唐宋在制定税收时居然还会考虑减税。

政策制定的时候，朝廷公卿必然想着能延续千秋万代。但在具体执行时，就出了各种差错。只听闻苛捐杂税，压垮百姓，还从未听闻税收真的降低。

不过赵桓很快反应过来，如果朝廷实行这种税收制度，量出为入，将度支总额分配到每户。那自己废除丁赋，岂不是朝廷再无钱可用？

杨时此时亦直指要害，说道：“官家打算免除丁赋，按田亩征税。那就要面临国家财政钱币不足的情形。毕竟国家税收都以实物为主，极少折质。”

赵桓好奇的问道：“自两税法施行以来，税收不就以货币为计了吗？”

杨时解释道：“自中唐以来，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

“至我朝则更加复杂，我朝并没有统一货币。各地工商经济、圈地自闭，货币并不互相流通。在京畿则多用铜钱，在四川则用铁钱，在河东多用盐钞，在陕西甚至有用茶引、僧道度牒为货币者。”

赵桓痛苦的一拍额头，问道：“所以四川用交子，完全是因为铁钱太重？”

杨时点头，回道：“的确如此。所以朝廷征收两税经常折纳，或钱折绢帛，或以钱折麦，或折帛之后再折成麦，反复折纳，百姓深受其苦。”

赵桓问道：“那可否田租直接收粮食。朕记得朝廷收税的款项极多，能否供应朝廷所需？”

“按卿刚才所谈，若将度支总额均分给全国户数。按理国家正税就能满足财政支出。剩下的各种苛捐杂税甚至都是富余。”

杨时逐一为赵桓分析道：“若统一法令，征收实物。朝廷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仓储不足。国家施行方田均税法后，能够清丈的土地将会骤翻两至三倍。”

“元丰年间国家耕地面积巅峰时五百二十四万顷，一顷百亩，约合土地五亿多亩，即便翻两倍耕地亦要达到十亿亩。”

对这个数字，赵桓微微点头。明代土地一千一百多万顷，也就是十一亿亩，比大宋略高，这是正常数字。

毕竟这是明朝的官方数据，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百姓。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一次性清查出两亿八千万亩良田，他官面上都有十几亿亩良田。大宋清查隐匿后有十亿亩土地，赵桓觉得在情理之中。

“官家，大宋亩产约为两石（宋石是历代最大，约等于九十七公斤），举国粮食产量便高达二十亿石。即便按十五税一算，每年亦要征收粮食接近两千万石。无需五年，全国累积的粮食就要过亿石。仅是新建储粮粮仓，就能使国家不堪重负。”

“除此之外，官家所说的各项杂税，并不仅仅涉及丁赋，还涉及更赋。青壮劳力，要定期为官府服徭役，或者缴纳更赋雇人徭役。所以官府才在统计户数之余，统计壮丁数字。”

“那些苛捐杂税都是依托于这两项。所以熙宁变法，大小官吏趁机频繁收税，导致百姓苦不堪言。”

考虑到毕竟是第一次与官家见面，杨时张了张嘴，还是把剩下的话憋回了肚子里。

官家想为百姓减免丁赋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利好之事。

可是国家正税只占百姓负担的极少份额。若是为了减少国家正税，而靠苛捐杂税维持。

那这项改革一旦推行下去，就成了基层税吏鱼肉百姓的天堂。他们可以借着朝廷的大义，名正言顺的催缴各种苛捐杂税。

国家减少的那一点点国家正税，在这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面前，连九牛一毛都不算。

赵桓郑重的点头，也发现自己此前想法的天真了。

自古以来，国家制定政策都是盼望着国富民安。可是一项良策推行下去，却往往在基层税吏手中变成盘剥百姓的趁手工具。

幸亏有这种经历了大宋历届变法的国宝坐镇，才使得赵桓能少走许多弯路。

赵桓郑重得问道：“所以依卿之意，这税制应该如何改革？”

杨时郑重得答道：“禀官家，臣以为在我圣朝，如今最应该做的便是去繁化简！极致精简！精简到没有任何税吏能做出一点多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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