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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政潮动荡。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则坚决不肯继续代理国务总理,总得有个结果。
徐世昌虽然见多识广,面对这样的时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请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
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对这件事已经不感兴趣。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非法国会所产生的“总统”。
为了控制政局,三月十二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
无论如何,不能长时间的无政府,便于四月八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
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世昌有四点考虑: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但当周自齐出任国务总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此说法有法理根据,逼着徐世昌于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
这一手更糟糕,不过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无一点帮助。
直奉双方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样的缓和,而是越发剑拔弓张。
西方国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
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
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驻军。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
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这些列强显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对局势已经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四十九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佩孚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
这两位山东军人是有渊源的。
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后卢虽贵为浙江督军,可吴佩孚已经是两湖巡阅使。
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虽然通电附和,但也有这样的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
当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很不屑:“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的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也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
到了四月初,张作霖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
四月十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
四月十五日奉军接着入关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十六日李景林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十七日张作霖令炮兵四营带了五十四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四月二十日派马队进驻通州。
进关奉军改名为镇威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四月十七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曹氏兄弟看来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对于奉军的进兵非但不予阻止,而且节节退让。
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
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便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
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终于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
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
秘书打算把曹大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
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广州的北伐军没有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吴佩孚想的是速战速决。
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
电云:“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
“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因此,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很狼狈。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
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四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
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
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
四月二十二日曹锟通电张作霖:“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
“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
“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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