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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惑自然是要解,甘奇头前说了那么一大通话语,也就是为了引出这个问题。
便听甘奇环视一圈,开始解释:“诸位思虑一下,我大宋开国至今,马上快一百年了,人口涨了三四倍,田亩可有多出来三四倍?”
苏辙此时真成了个认真的学生一般,立马答道:“道坚兄,人可以越生越多,越养越多,田亩却哪里能凭白变出来?能产量的好田好地,历朝历代千年耕耘而下,能开发的早已开发出来了,能开荒出好田好地之处,早已被人占在囊中,岂能还留在荒野里等人去?就算开荒,那也是一些贫瘠之处,种些瓜果菜色,种不得多少粮食。所以田亩之数,哪里能翻倍来涨?便是官家所言,也说天下出产,已有定数。”
“对,天下出产,几乎就已是定数了,那多出来的几千万人,怎么又有饭吃呢?”甘奇问道。
“那是我大宋地宝天华,物产丰富,再加上朝廷勤修水利灌溉,种植之法,种植用具,也多有发展,不是前朝能比。所以才养得活万万人口。”苏辙能当宰相的人,自然见识不一般。
甘奇点着头,说道:“嗯,子由大才。但是归根结底,再如何发展,田亩数也并不能凭空变出来,田间的出产,也不可能翻倍来涨,一亩多收些许粮食,那也是尽了最大的人事,上天也有恩赐。也就是说,开国之初全国一年产多少粮食,到得如今,这个总数也并未增长许多,反而人口暴涨了三四倍。天下之钱粮,不在民,就在官,如此说来,人口暴涨,养活这些人口需求的粮食就越多,是否意味着朝廷其实收入反不如以前?”
苏辙想了想,脱口而出一语:“道坚兄此言也对,但是呢……好似又不对,按理说,朝廷岁入钱财的数目,当是比开国之时多了许多,如今一年岁入可达六千万贯呢。”
苏辙说得也不差,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不是钱的数目变多了,就代表收入涨了。
“但是子由兄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开国之初,一头牛三贯钱,而今牛价早已达到了十贯。这钱,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若真是变多了,为何朝廷反而入不敷出了?”甘奇问道。
苏辙舔了舔嘴唇,苏轼直接答道:“道坚此言有理,此言有理,朝廷岁入之钱数变多了,并不代表朝廷收入就真的变多了,反而是不如以前了。那这又与乱事危机有什么联系?”
甘奇笑着说道:“这就要说道危机应对之道了,打个比方,比如全国一年产出之粮,共可养活万万人口,开国之初,全国三千多万人口。若是河北河东大旱,有一千万人口受灾,朝廷救之,是否不难?”
“那自是不难,随便一算,全国其他地方之粮,足够养着灾民一年都不难,待得大灾过了,明年再耕就是。”苏辙答道。
“那又比如现在,全国一年产出之粮,依旧能养活万万人口。如今全国算八千万人口,河北河东还是大旱,有三千万人口受灾。朝廷救之,可难?”甘奇再问。
苏辙心中一算,大惊失色,连忙说道:“且不说河北河东受灾不产粮食,就算还以养活万万人口的出产总粮数目来算,也救不得三千万人口之大灾也。”
甘奇立马再发一问:“救之不得,会如何?”
会如何?苏辙都用膝盖去想,也能知道会如何?还能会如何?自然是揭竿而起,劫掠四方,大贼一旦起来,这就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朝廷穷得怕是连出兵平叛的粮草都缺,后果……后果不堪设想。
甘奇说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人口暴涨了,其实就是整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变低了。就比如,一个家庭,本来有五个人口,一起劳作生产出能养活十个人的粮食,有一块田被大水冲毁了,问题不大,匀一匀,大家还能都吃饱。
二十年后,这个家庭有了十个人口,生产出来的还是十个人的粮食,忽然有一块田被大水冲坏了,那么就得有人饿肚子了,这饿肚子的人,怎么办?他想吃别人的,别人愿意吗?别人吃饱,他吃不饱,他闹不闹?
在一个小家庭里,闹一闹,还就过去了,全家一起勒起裤腰带过日子,兴许还勉强过得去,甚至到外面借点外债,总不至于让人饿死。
但是这个问题升级到整个国家,饿一天,忍一忍,饿两天,小偷小摸,饿了三天,只怕无数人就得拿着刀枪棍棒去抢了。
历史也一次次证明了这个问题,从汉唐,到宋明。中国这片土地上承载人口的能力,依照生产力水平慢慢增长,汉大概就是五六千万人口,唐大概就是七八千万人口,宋在一亿左右,明在一亿几千万的样子。明朝,之所有能大幅度上涨,那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许多高产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比如红薯,这些作物的产量远超中国本土作物的产量,但是明朝依旧亡于受灾之后吃不饱饭的人跟着李自成揭竿而起。
到得清朝,这些外来作物真正在全国大范围种植的时候,清朝末年,中国人口能达到四个亿,这几乎也是顶峰了。直到后来有了科学技术,有了化肥,有了机械,大修大建水利工程,甚至用机械耕种,但最重要的是出了个袁隆平。
甘奇发问之语,救之不得,会如何?
满场早已惊讶一片,甘奇话语已经说到这里了,会如何,还有谁能猜不出?
治国理政,何曾有人这么谈过治国理政?
满场众人,一片惊骇之中,脑中起的念头,似乎陡然之间,这大宋朝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
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这大宋朝,本来就岌岌可危,几十年后就亡国了。甘奇所说的这个问题,可不仅仅是举例中的旱灾之类,国家多余的生产力越来越少,不仅是承受天灾的能力变小,抵御外敌的能力自然也越来越弱,这是宏观上的连锁反应。
在东亚这个地方,三千万汉人,与一亿汉人,都能组织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军队。但是三千万汉人的国家,与一亿汉人的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不说两者之间军队待遇,以及军械装备这些投入差别。就说战功封赏这件事上,唐朝开国,战功直接用大片的田地来封赏,打得突厥满地跑。到得唐朝中后期,人口暴涨起来,所有的土地都有了主人,皇帝还拿得出土地来封赏将士吗?这也是应对危机的能力下降的原因。
当然还有许多微观与细节上的原因,比如宋还有重文轻武这个问题,但这些微观细节上的事情不是今天甘奇所要谈的。
一片寂静声中,苏轼问了一语:“道坚实在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古往今来,从未有人把治国理政与国家兴亡说得这般透彻,道坚既然有此天人之思,那定有解决之道,还请道坚一并说来,快快说来。”
此时满场之人,全部起身,要说这些读书人,忠君爱国当真不假,一个个作揖而下,已然有人激动喊道:“拜请甘先生传授治国理政之道。”
“拜请甘先生为国谋策!”
“拜请甘先生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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