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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捷训练左七军,已经开始采用近代模式。训练方面,主要靠《操典》。陆军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四大兵种,水师炮艇、登陆艇、运输船三大船种,都有各自的《操典》。行军打仗,则靠《作战条令》。
基层军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最起码要看得懂《操典》。指挥打仗,则需要一个良好的参谋班子。各级参谋部的参谋们,会根据军政主官的意图,依据上级命令、《作战条令》,制定作战计划。
譬如渡河作战。《作战条令》规定,渡河前应建立炮兵阵地,以掩护部队渡河。再如作战计算,参谋们需要计算路程之远近、口粮之多少、弹药之多寡、战损之比率,为军政主官决策提供依据。
这正是现代部队的基本特征。指战员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只要严格按照《操典》、《作战条令》组织训练、指挥打仗,基本就不会犯错。
当然,前提是左七军、右二军在组织、装备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模式行军打仗。
曾国藩创制湘军,以书生作基层军官。书生会识字,知廉耻,虽然不懂打仗,却会管理部队。统领在营官之上,负责指挥一营或十几个营,可以独当一面。统领负责指挥部队,既有塔齐布、杨载福这样的职业军人,也有罗泽南、彭玉麟这样的书生。
湘军基层军官与统领之间有师生、同乡之谊,部队凝聚力强。只要统领指挥得当,基层军官执行军令得力,湘军就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近代军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以有文化的职业军官落实科学化、条令化管理,以专业化的参谋班子指挥打仗。在某种程度上,湘军已经具备了近代部队的雏形。
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誓师出发时,仅有一万湘军。这一万湘军初出茅庐,却显露出惊人的战斗力,将所向披靡的太平军西征军打得大败。这支湘军经过小规模扩军,从湖南一直打到湖北、江西,直到九江才被吴捷艰难打败。
九江之战后,湘军大规模扩军,基层军官改由武夫担任,文人统领减少,武人统领增多。新兵训练也一再缩短。
譬如,曾国藩定下的规矩是,新兵训练一个月,合格之后即可出征。其合格标准为:
“一、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二、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三、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四、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继光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五、练马枪抬枪,必须以打靶校准。”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训练湘军新兵,重在体能训练。不说专业参谋班子、兵种间协调指挥等专业问题,曾国藩连排枪射击这种基本战术都未提及。
这样的湘军,并未从根本上脱离传统军队的模式,仍以太平军这种低素质军队为主要对手。以曾国藩的才智、思维局限性,他也想不到引进西方军队制度这个层面。
刘长佑的湘军属于湘军中的偏支,即江刘系湘军。江忠源死后,刘长佑为江刘系领袖。刘长佑的才能更不能与曾国藩相比,练兵打仗多遵守江忠源的遗规。
眼见左七军大军压境,刘长佑左右为难。他可不想重蹈王錱的覆辙。
刘长佑于1849年率乡团击败天地会李沅发起义军,受到江忠源赏识,归入江忠源军中。征战多年,刘长佑虽是江刘系湘军统帅,却仅是个“补用知府”。
刘长佑明白,手下的五千湘军是他功名富贵的本钱。他不像曾国荃那样,有曾国藩作靠山,失败之后可以重来。刘长佑不能失败,哪怕丢下醴陵,也要保存实力。
眼看部队不能阻止左七军渡河,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伤亡,刘长佑毅然下令放弃抵抗,率军撤回醴陵。
吴捷率军渡过萍水河,却并不急着围攻醴陵,而是连夜在城西、城北布置兵力,试图全歼刘长佑军。
刘长佑见势不对,趁夜突围,主动放弃醴陵,退守株洲、湘潭。
当夜,两军打了场乱仗,互有损失。只不过,刘长佑军主动放弃了醴陵。吴捷则轻取醴陵,略占便宜。
看得出来,刘长佑是个聪明人,打不赢就跑。这让吴捷深感头疼。刘长佑逃回湖南,如鱼得水,可以四处乱窜。吴捷却不能随便深入敌境,率军远征。
对于茶陵州、攸县,吴捷随占随弃。对于醴陵,吴捷就准备大力经营醴陵了。醴陵与萍乡同处一块盆地,易于联成一体。有醴陵在手,左七军就能扩大萍乡煤矿防御纵深。
醴陵之西皆为崇山峻岭,仅有数条山道、渌水可与株洲相交通。有醴陵在手,左七军将大大改善萍乡一带的防御态势,可凭借少量兵马驻守关卡,挡住湘军大军。
往远处看,复兴会据有醴陵,将在湖南境内打入一个立足点。若要在湖南加诸兵事,可从醴陵顺渌水进入株洲,甚为便捷。等时局稳定下来,中兴公司可从萍乡至株洲修筑铁路,方便萍乡煤炭外运。
吴捷在醴陵留下一千人马,在此设置防御前沿,建立军政府政权,发动群众分田到户。
简单休整过后,吴捷率领五千精兵进入萍乡,在萍乡县芦溪镇登船,走袁河前往南昌,主要目标在于攻取南昌,打击湘军曾国藩部。
于此同时,左七军军长冯桂芳亦率领五千精兵,一路北上,前往南昌府义宁州,主要目标在于打击湘军曾国华部,隔断曾国华部与曾国藩部的联系。
两个多月前,吴捷主动挑起南昌之战。然而,战火却一直在赣西燃烧。湘军借助地理优势,从湖南各个方向攻入赣西,将左七军调动至赣西。
吴捷不得不亲自率军,先后与周凤山、曾国荃、王錱、刘长佑等湘军大将交手。如今,他终于腾出手来,开始面对江西境内的最后之敌:曾国藩曾国华兄弟。
两个月前,曾国华、普承尧率领五千湘军从湖北崇阳进入江西南昌府。曾国华攻下了义宁州,开始沿修水猛攻武宁县。
中兴公司在武宁县开有硝石矿,是弹药厂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材料产地。在步兵第二师师长倪云鹏的率领下,左七军拼命抵抗,将曾国华挡在武宁县外。
湘军刘长佑攻萍乡,曾国华攻武宁,皆是料准了复兴会在此开有矿藏。左七军不得不分兵把守矿藏,防务上存在软肋。
随着赣西战局的逐渐好转,左七军将湘军曾国华部赶出了武宁县,双方开始在义宁州一带对峙。曾国华拼命守卫义宁州附近险隘,试图接应曾国藩撤出南昌。
曾国荃、王錱两路援军战败后,曾国藩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南昌已成孤城,湘军死守南昌意义不大。以当时的形势看,湘军撤离南昌,可走两条路:
一为经抚州府、建昌府撤入福建;二为从南昌渡赣江至西岸,一路向西,与曾国华合流,撤入湖北通城,或湖南平江。
第一条路路途较远,但较为安全。当面之敌为太平军黄文金、周庭森部,战斗力较为一般。关键是,这条路逃跑形迹过于明显,容易贻人口实。
第二条路相对较近,但十分危险。当面之敌为左七军,需要渡过赣江,可能还要渡过潦水、修水等大河。
曾国藩更倾向于走第二条路。除了中途较近外,他还能与三弟曾国华互相支援。
最重要的是,湖北方面罗泽南战死,曾国藩可以援助武昌的名义撤向湖北。疆臣有守土之责,曾国藩虽然不是江西巡抚,却是湘军统帅,也不能擅弃南昌。以援助武昌为名撤出南昌,可以减轻政敌攻击。
然而,江西大小官员也猜到曾国藩要撤退,天天跑到曾国藩大营前哭诉,阻止曾国藩离开南昌。江西官场曾视曾国藩为瘟神,如今大敌当前,又把他看成是大救星。
江西巡抚文俊是满洲亲贵,从湖北布政使升迁而来,是个不知兵事的纨绔子弟。眼见大局糜烂,文俊想方设法上书朝廷,建议由曾国藩代守南昌,自己到闽、浙借兵筹饷。
咸丰帝当然知道文俊的花招,下诏把文俊申饬了一顿,要文俊死守南昌。
对于如何破解江西困局,咸丰帝也无良策。此时太平军燕王秦日纲在镇江展开攻势,洋人又在广州挑起事端,咸丰已经顾不上江西的残局了。
惊闻王錱战死,曾国藩便开始准备撤军。他一面在南昌城内搜捕复兴会特工,一面秘密搜集船只,准备渡过赣江。
不久之后,刘长佑兵败醴陵,曾国藩更觉失望。湘军各位援军相继败退,只剩曾国华一支孤军,恐怕也回天乏术。
不用说,吴捷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昌了。
曾国藩决定提前行动,抢渡赣江,前往义宁州与三弟曾国华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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