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9章 隔离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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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决定了对曹操变法的应对态度之后，就趁着章武四年腊月，把他的思路通过正规朝议流程、形成政令。

腊月剩下这点时间，用来完善立法条款差不多够了，然后就可以赶在新年颁行天下。

当然了，实施这些涉及土地登记和抑制土地兼并的补充变法时，刘备也不忘查漏补缺，一并多借鉴一点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跟李素梳理了一个“目前还没实施，但未来可以考虑”的土地变法大纲草稿。谁让刘备知道李素对于政治设计总有奇思妙想，远见非凡。

所以这份大纲草稿里面的内容，也不用太严谨负责，纯粹就是些空想和启发，都属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条件成熟的。

比如，刘备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税赋政策的理想状态是“履亩而税”。

将来若是时机成熟，最好把田赋改为只与百姓实际拥有土地量挂钩、而现行人头税里的那部分粮食税则要剥离出来，从此人头税只征钱（丝织品）和徭役。

那么，具体将来的田赋该如何界定、该不该按照田地质量区分上田和下田来微调单位面积理论税额？

如果未来王朝存续时间久了、土地兼并问题再次恶化后，失地农民重新成为佃户时，是不是该出台一些保护佃户、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条款？

如果定了这样的条款，万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农民疯狂内卷抢夺租佃机会，自愿缴纳比朝廷规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税上限还高的租子，朝廷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先脑洞推演一下的，留个草稿以备将来万一用到。

加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李素也恰好谈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经验心得。（其实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庄园都不会亲自打理，交给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庄园的运作，已经算是比较宽待佃户和雇农的了，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

最后，李素给了刘备几条大而化之的推演经验

首先，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规定地主给农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额，这是有好处的。

就好比后世近代几乎都有减租减息，甚至海峡对岸还有“减租”的变法，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觉得在帝国时代，用法律把这个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农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开还少一成。

如果将来有地主阶级违反这个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面惩戒。只要大多数地主阶层还愿意守法，这种惩戒也不至于引起乱子。

而且，终刘备和李素这一生，这操作估计是用不上了，只要留下备忘录，将来启发一下后世子孙即可。

因为这种情况至少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眼下刚刚战乱将终，人口压力小，不会内卷到农民疯狂抢夺租佃权的情况。

同时，李素也启发性地让刘备自己想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完全替代市场的自然调节。

如果真到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年代，农民非要内卷不可，政府法令规定田租上限是没用的。

到时候只会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别的综合条件去衡量、把田租给谁不租给谁。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政府强行压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会一律按照四成的价位招租，然后再看看农民能给的其他附加条件。

到时候，说不定就是甲乙两个农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农民更伶俐来事、肯当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给甲，让乙饿死。

当然了，伶俐来事肯当狗腿，那也是一种本事，甲农民因为本事更多而活下来，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问题继续恶化，将来地主考量的是“甲乙两个农民谁的老婆女儿更漂亮，而且愿意在付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来决定租给谁，那就没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够，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

这个问题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农用地”，然后区别对待。

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哪个地主敢违反，就直接处置。

与此同时，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卖方市场实在强势，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

比如种植茶叶、蚕桑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

当然，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的比例，来保证粮食安全。

如果灵活一点，还可以搞总量控制，在地方上搞配额交易。

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

原来，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肯乖乖听从安排、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

具体是这么操作的甄家承诺，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

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

最后，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稻谷的平价，卖粮食给农民。

（注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是因为蔬菜的体积产量极高。一亩地种粮食才几百斤收成，种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

这个操作里面，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佃户就心悦诚服，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

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田间地头一斤白菜、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

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加上运费、腐烂损耗、周转费用、商税，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

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从这个角度算，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

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他知道从古到今，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

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这种“种植园经济”的佃户、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事实地租高一点，好歹还活得下去，不容易被逼反。

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最后只有外敌入寇而亡，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手工制造和经济作物种植也繁荣，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还盘活了底层。

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食作物产区，而江南的经济作物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

可见对于剩余资本，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吸收赤贫，吸收失地农民，给条活路。

那些一味搞“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因为钱这种东西一旦剩下来、形成资本，以华人的天性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

如果抑制了工商，这些钱没地方去，不是放高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加剧土地兼并，那危害才大。

把这些没处去的钱引导到工商业上，就算造成一点实业泡沫，也好过炒地皮。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时候这些钱自相屠灭，传导不到粮食上。

（注大萧条的时候，米国农民也受害了，农产品也暴跌，但那是因为年的时候米国农业的金融介入度也过高了，很多米国农民是贷款多买地买农机扩大生产。

如果不允许金融借贷进入粮食生产资料，危机就传导不到基础粮食农业上，最多传导到经济作物种植。）

所以李素才建议刘备设想如此巧妙的设计我原则上控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上限。

但如果真到了压制不住的时候，那也宁可堵不如疏。把这些想要更高剥削收益比例的热钱，往工商上引，别去祸害囤积土地了。

你去开工场、种棉花桑蚕、甚至只是种菜、炒大蒜炒大葱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贸易，也好过热钱去囤粮田。一定要把过剩资本从粮食生产领域挤出去。

这样留下了一个在非粮领域有更高的剥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对粮田领域的剥削比例上限的严格执法，才能切实落地。

到时候遇到违法的地主恶霸，官府依法严惩，支持官府的人也会更多。

至少那些开经济作物种植园疯狂剥削的地主，不会同情那些囤粮田疯狂剥削的地主，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击时，还会幸灾乐祸。

这样让世家豪强地主自己分化成两部分、互相幸灾乐祸狗咬狗。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园主去仇恨粮田大地主，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治理才不至于积重难返。

说到底，核心思想就是一个解决土地兼并，绝对不能一味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人口稀缺、需要动员战争国力的历史时期才有效的特有产物。

秦始皇汉武帝那时候要重农抑商，是为了对外战争。不打仗了还长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农抑商，逼着过剩的钱没处去、只能囤粮田，那是自掘坟墓。

刘备现在当然可以适度重农抑商，而对面的曹操已经是彻底重农抑商了，但这都是建立在目前疯狂打仗的社会基础上的。不打仗了脑子必须切换回来，创业守业不能用一套思路，不然又是一个秦始皇。

刘备越想越觉得李素补充的那些远景顾虑实在是非常有价值，仔细把这些全部整理下来，以备将来有用。

在切磋商讨的最后，刘备还恰巧跟李素聊起了李素自家的产业近况。

得知李素的家人，之前因为卖菜生意遇到丰年、还得坚持执行包销契约，所以巨亏了一笔，精神压力很大，还早产了。

刘备对于李素公私分明、自家生意亏了还坚持遵守合同、宁可亏钱的举措，也是大加赞赏。

刘备提议道“贤弟倡导朝廷上下守信，自家首先做了表率，宁可亏钱也要守约，着实可嘉。这也算是在守住朝廷的体面，朕可拨皇室内帑，安慰一部分贤弟的损失。

这种市义立信的事儿，不能让贤弟自己担着嘛，丞相的体面，也是朝廷体面的一部分。”

对于刘备临了的这番示好，李素连忙拒绝了“陛下多虑了，刚才是臣没说清楚，其实臣只是让家人承诺按约定价全数进货，目前滞销了，但还没亏损呢。

臣让家人紧急去阿亮家的窑厂定了海量的密封性更好的瓮，把卖不出去的都做成‘泡菜’。先试试看能保鲜多久，若是有前途，说不定将来还能在沿海各郡推广多种，制作泡菜后供给远航海军。

反正亏是不会亏的，臣的觉悟还没高到亏自己的钱为朝廷立信的程度。”

所以，李素根本不存在甄宓担心的那种“孟尝君市义”的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亏。

李素既没必要学孟尝君，也不屑于学王翦、萧何。

刘备微微一愣，后续的人心推演倒是没必要说下去了。伯雅贤弟这么滴水不漏，连让人联想的机会都不给，真是做人稳当啊。

不过，还真别说，李素这么做确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天刘备跟他的会谈结束后没多久，就在新年之前几天，就有一些负责谏议的新人纳言官，上表弹劾丞相家人“沽恩市义，邀买人心”。

刘备看了弹劾表章之后，简直忍不住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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