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湘黔事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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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在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在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最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两天后几艘蒸汽船拖着一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岳州人心始定。

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电报一到，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虽然路上没敢耽搁，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短短三天时间里，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共进会退守醴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缺乏弹药的“革命联军”只好继续向东撤退，进入江西境内，本打算退往萍乡，与阎锡山、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会匪”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虽然敌军攻势不猛，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湘阴和醴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这里紧靠洞庭湖，又赶上长江汛期，水位较高，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百姓负担较轻，革命热情较高，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

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长潘康时已经赶到武汉，他是吴振汉派回的联络员，负责向总司令汇报湘变详情。

在总参谋部的小会议室里，赵北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并没有立即部署军事反击事宜，只是询问了一下湖南局势。

“长沙陷落后，君宪派遗老遗少弹冠相庆，组建了所谓的‘宪政自治会’，发出通电，说共进会是会匪武装，不是革命军队，首领也不是湖南人，君宪派以此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军政事务，推举省议院议长、前清湖南巡抚岑春蓂为湖南都督，宪政名士谭延闿接任议长之职，次日袁世凯发通电，认可了议长，但否决了都督人选，任命原江苏都督汤化龙为湖南都督，并发表前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黄忠浩为湖南镇守使，统帅湘军。”

潘康时拿着一份简报，将最近几天的湖南政情简略介绍。

赵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问道：“这个黄忠浩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巡防营统领？”

“正是此人。记得孙武回湖南之前，总司令就特意点到过这个黄忠浩，说此人反对革命，要共进会小心此人。现在看来，总司令真有先见之明，此次长沙兵变，正是此人一手挑起，参与兵变的巡防营也是他的老部下。”潘康时点了点头。

赵北只能苦笑，历史已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这个黄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军之手的，但是现在，此人不仅没死，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镇守使，倒真是有些讽刺。

“汤化龙做湖南都督，袁世凯打得什么主意？”赵北琢磨着。

汤化龙是湖北人，也是著名的立宪派，革命之后应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议院副议长，后来参加南北议和，做了南方总代表，随即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椅子都还没坐热，就赶上了湘变。

潘康时见赵北半天没说话，于是说道：“袁氏电报一到，湖南遗老遗少就吵翻了天，一些人叫嚣‘湘人治湘’，不过最后还是同意让汤化龙上任，现在汤化龙正坐船往岳州赶呢，还往武汉拍了电报，不知总司令是否已看过那份电报？”

赵北说道：“没回武汉的时候黎黄陂就把那电报转拍给我了，我看过电报，不过是些场面话，这个汤济武倒是圆滑，知道湖南都督不好当，他一个书生，现在湖南又是兵变四起，就凭他的力量弹压不住，所以先给我个电报，让我在背后支持他。”

“那咱们支持不支持？依我看，这次湖南事变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反正共进会主政的时候咱们也不受待见。汤化龙好歹是湖北人，还做过湖北副议长，与黎议长关系密切，他做湖南都督，总是好过孙武那帮愣头青。”

潘康时这话虽有些偏激，但说得也是事实。年初的时候共进会接连拍发电报到武汉，催促赵北尽快将驻扎岳州的第五师撤回湖北，甚至通过袁世凯向赵北施压，只是赵北态度一直很强硬，这才没有得逞。

第五师摆在岳州不是没有目的的，岳州扼守洞庭湖湖口，交通便利，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守住了这里，就等于是守住了湘北门户，无论是保护湖北还是南下湖南，这里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初吴振汉率领第一梯队联合共进会部队攻克了长沙后，赵北立即下令将第一梯队开往岳州休整，之后第一梯队就驻扎在这里，后来被改编为第五师，没再挪过地方。

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穿越者，赵北的这个安排非常明智，第五师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其实，此次湘变、黔变之所以发生，也与赵北的默许、纵容不无关系。

如果共进会唯总司令马首是瞻的话，或许湘黔事变根本就不会发生。

但是共进会选择了与总司令分道扬镳，这是很不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