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 圈钱（求月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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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作为这次驿路的巡阅使，下来朱常浩自然要给其暗授机宜。这件事情一完，那么接下来，朱常浩就要给天下士绅进行“毒计”的订制了。

说道计谋，朱常浩觉得，阴谋永远比不上堂堂正正的阳谋，毕竟阳谋施展出来，那就是一种碾压一切感觉，比起阴谋，那简直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在军器监的时候，孙元化说过，要用他们的手段对付他们，那才是对症下药。

因此，朱常浩也就提到，“想必诸位也明白，现在大明从朝堂，到地方，掌握财富，并且左右大明的社稷，诸位，你们都像本王的手足一样，接下来说出来的话，估计大家心里也明白，只是内心接受不了。”

朱常浩说道这里，口气故意沉顿一会，以便让在座的众人有个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看在座的几位脸色，慢慢地缓和了，朱常浩才满面严肃地说道，“在坐的几位，想必也明白，都是读得起人的人，有些还获得了进士第，那就说明你们的家景还不错，本王想问问，你们家景是因为什么不错的?

这个问题就让卢建斗来说吧！”

“回王爷，末将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天启年间进士。在末将的家里，爷爷任过知县，老爹是个秀才。爷爷致仕之后，就回到乡间，和老爹侍弄那几百亩地去了，末将少年时爱读兵书，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百八十斤的大铁刀，在末将手里虎虎生风。”

“练功会不会食量大增”，朱常浩问道。

“回王爷，这练功最大的本事是熬打身体，那食量不但增大，而且，每餐必须要有肉食。末将自己十六七岁，每餐三四斤牛肉，还是轻松下肚的。有时候，外出游猎，一只兔子都是全归我的。”

“那你吃的，用的都是咋来的？”

“回王爷，我们卢家在宜兴县，是当地的大户，除了家里上千亩的土地之外，在县城，我们数十间店铺，吃喝拉撒，家里从小都没有亏待过我。据末将所知，我家近年来海鸥买土地，这就意味着还有许多佃户要进我家了。”

“本王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用度都是这些店铺和佃户提供的。”

“是的，王爷。”

“那你家的店铺和土地，一年交多少赋税？”

“王爷，末将不太清楚，但爹爹说过，我家基本上就没交过税，因为家里有读书人，土地都划拨到永业田的份额上。店铺的税赋，就是九牛一毛，何谈交税。”

朱常浩和卢象升的对话就到这里，只是众人也听懂了，那就是“士绅”阶层，只有从国家社稷身上拿钱，却不会给钱。

用朱常浩的理解来说，明朝现在的财政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朱常浩不会讲自己所看到和所想到的这番话，说给在座的众人，毕竟他们不是穿越客。但利害关系的话话还是要说的。

“众位，这说明我大明现在是国贫民富。这里的的“民富”其实是一种倒退，大明建国到现在都有多二百六十年了，在洪武爷时代，就规定税收定额。

洪武九年，老祖宗就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一百七十八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洪武十七年，老祖宗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洪武二十六年年，田赋收入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本王这里有一份户部收入的资料，刘正，你给大家发一发。”

“是，王爷。”

刘正从旁边的桌案上拿来一叠文书，然后发给众人。

只见文书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每人手里也就是三张纸，是用小楷抄录成的，上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说道，“你们都看了，那本王就说说，这份从户部誊抄而来的年份收入，告诉在座的诸位。

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年份中已经顺带说明。

本王在这里说一点，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们大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本王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爷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当时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简单地说，我大明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到现在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朱常浩说到这里，这七人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点也不糊涂，他现在已经一针见血地明白了大明社稷里面，的这个弊端，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自己的这位主子，该怎样破局。

想到这里，作为里面的老臣，孙承宗说道，“王爷，那朝廷的赋税该怎样收啊？老朽每次看到辽东的战报，就恨得直痒痒，只是朝廷没钱，无法出兵啊！”

“老帅，你坐下，这事情，本王已经有想法了，那就是从商人手里拿钱。也许你们会问，王爷，这定商税的事情，是皇帝下旨的，你也不好操作啊，怎么拿钱？”

朱常浩说道这里，七人谁都不说话，不过，面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他，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本王再给你们说件事，我大明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

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

其时关内的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再说另一点，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朝廷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于盐的专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朝廷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四成，其余六成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万历朝后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盐的专卖，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本王就说了。

所以，这些商贾们的税收朝廷收不上来，那本王就要想办法圈走他们的应该给朝廷的税收。当然，这种圈钱不是抢劫，也不是掠夺，而是通过白纸黑字的契约精神来搞定。

简而言之，那就是本王要开办大明最大的钱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明皇家银行。

这个钱庄，不，应该是银行，不但可以铸币，还可以汇通天下，将士绅的银钱，通过契约，也就是“单据”，收归到朝廷，但他们对自己钱财的使用和掌握，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相反，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银钱还有一定的利息。

“那王爷，您的这个钱庄，也就是银行，怎么才能掌握我大明士绅的财富呢？”宋应星有些紧张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