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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号称“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的确做到了廉洁奉公,成为美德的忠实信徒。
回归现实的时候,巴黎的大小官员们很少有喜欢他的,那是罗伯斯庇尔不太愿意给同僚和部下涨工资,加福利。这位“不可腐蚀者”,喜好以自己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极为苛刻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自然适得其反,“不得官心”。
所以,自从安德鲁执政以来,他从不拿超越19世纪中叶的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的部下。哪怕穿越者来自21世纪。
毕竟,“贪婪”在基督教世界中,属于公认的七宗罪之一。换句话说,贪婪是人与生俱来的,无法磨灭的一种本性。
此刻,号称欧洲君主制中最清廉、最公正的英国官员体系,依然可以公开的卖官卖爵。比如说另一时空的威灵顿公爵,最初的开始,就是他的兄长花了一笔钱,从某个军校生手中买来了少尉军衔。
不仅如此,威灵顿后来获得的少校军衔和中校军衔,同样也是花钱得来的。包括另一时空他在伊比利斯半岛,未经请示就与法军指挥官私下签订了一个《辛特拉条约》,回国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同样是借助了“英镑的力量”,这才逃过强行退役的惩罚。
在融入18世纪晚期的政治生活时,安德鲁执行的道德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屁股指挥头脑,基本上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在作为政治部警长与前线指挥官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为自己谋取福利,力求让他本人“多快好省”的富裕起来,避免穿越者不幸战败,不得不逃亡到国外的时候,不会山穷水尽,一无所有。
等到了热月政变成功之后,安德鲁借助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手段,逐步掌握了国家大权。此时,他对财富的兴趣依然存在,但更多是基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因为安德鲁已坐在共和国第一执政的宝座上。或许印证了一句老话,“朕即国家”。
毫无疑问,领导者与服从者之间不可能真正的平等,督政-府的执政官中,很少没有敛取财富的人。无论是第二执政勒贝尔,或是第三执政图里奥,他们都不会拒绝政客与商人的贿赂。至于第四执政康巴塞雷斯,他同样明里暗地在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各种经济利益。
唯一的例外,就是病入膏肓的第五执政勒让德尔,因为金钱对于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如今的他,每天只能躺在凡尔赛的寂静庄园里,依靠服用阿片酊或是吸食阿片膏来减轻疾病的折磨。
不过,安德鲁还是给官员们设定了几道法律红线:不得私下接触包括保王党在内的敌对势力,行政官员不得干涉军队,不得出卖法兰西的核心利益,不得公然违背共和国的现行法律……
另一方面,安德鲁同样也需要大量的金钱。不说别的,单单维系枫丹白露宫的各项日常开销,一年大约就需要20到30万法郎,差不多3倍于他的薪俸。
虽说每年,数十项专利的授权,可以给第一执政带来高达6万到8万法郎的额外收益,但这还远远不够。
于是,夏洛特夫人明目张胆的收取访客的各种政治献金,同样是得到了安德鲁的私下默许。
至于在法兰西银行、各种工厂(工场),以及士地庄园的巨额投资,还有海外银行的大量存款,安德鲁在登记结婚之前,都通过律师和会计师,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其每年的收益都会分给安德鲁的诸多私生子和她们的母亲。
……
依照法军总参谋长贝蒂埃尔将军的分析,瑞士拥有两大地理优势:一是,瑞士地处山地,有利于防御,以至于谁占有瑞士,谁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二是,瑞士俯视着自上意大利直至萨伏依阿尔卑斯山脉山脚。
也正是如此,这个保守的山地国度对任何“相对抵抗”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任何“绝对抵抗”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利的。
法军总参谋长所描述的“相对抵抗”,是所有只应持续一定时间的抵抗,因为它本身并不包含着一场决战,而只是与一场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决战有关联。
任何军事行动在山区进行得都比在平原上慢,因此即使是一次失利的抵抗(即以撤出阵地而结束的抵抗),其在山地持续的时间也总是比在平原上长。
如果瑞士的抵抗主要是为争取德意志联军抵达的时间,那么在山地的抵抗,出于这一原因就会比在平原上的抵抗更成功。
这一在山地的抵抗,也因为它会让进攻者(法军)付出更多血的代价而更成功。尽管在进行主要决战时,军队统帅不会考虑流血问题。
但显然,相对于富饶的莱茵河战场与北意大利战场,瑞士邦联属于典型的鸡肋。在一个贫瘠的山地国度取得胜利的代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是在只是要达到一个次要目的时,法国统帅就可能十分在意胜利的代价问题。
最后,山地中的任何一支小部队(游击队)的战斗力都远大于在平原地区,一是因为它在山地从来不可能被一举歼灭;二是因为骑兵这一对小股部队在其退却时最具威胁的兵种,在山地几乎派不上用场。
所有这些情况使本地小部队与游击战术在山地战中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比起在平原,他们抵抗的时间不仅长得多,而且还敢于出现在一个远多于自己的对手面前。
但是如果涉及的是一支主力部队,以及它应发起的一场决战;如果即使是最持久的抵抗,一旦以退却而结束,就不再有任何价值,就无法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如果人们不再是为地盘而战,而是为胜利而战。也就是说,如果防御者的抵抗必须是一种完全绝对的抵抗,那么山地对于防御者来说就是全然不利的。
此外,即便法国-军队成功占有了整个瑞士,但前期所获的战利品和后期征收的战争税,都弥补不了法国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
另一时空中,为了占有整个瑞士,督政-府不得不将一个三流的阿尔卑斯军团(瑞士军团),上升为几乎可以比肩意大利军团,并长期驻扎于这个物产稀少的山地国家。
等到数万法国-军队长期驻扎后,由于山区崎岖难行,加之法国国内经济形势不好,使得本士的补给时常跟不上。
由于担心饥饿引发哗变,法军的各级指挥官随即默许麾下士兵,在周边的城镇乡村横征暴敛,获取军需补给,最终引发了原本都非常贫困的山民们的激烈反抗。
法国人镇压反抗的方式,同样是简单粗暴,就是武力镇压,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无辜,整个村落的屠戮。这一系列的暴行,使得原先拥护法军的瑞士雅各宾派分子与农民起义军的士兵,很多人也调转了枪口,他们化整为零,组织小股的游击队打击法军。
正是瑞士反法游击队的蓬勃兴起,使得另一时空的1799年,苏沃洛夫的俄军选择将瑞士作为进攻法国腹地的重要原因。
然而,愚蠢的俄国人也犯下了法国-军队之前的错误,那是贫瘠的山地之国非常不适合,一支多达数万人的外队的大规模运动。
等到苏沃洛夫察觉到后方补给严重跟不上来的时候,他效仿了法国指挥官几年前的做法,直接命令军官组织士兵对支持他们的山民们实施大规模掠夺。
于是,这些瑞士游击队再度调转了枪口,他们站到法国这边,协助法军将斯拉夫野蛮人赶出阿尔卑斯山。
……
基于总参谋部的分析意见,安德鲁给予阿尔卑斯山军团(瑞士军团)的最终任务,不是进攻,而是防御和支援。
其中的支援,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支援瑞士境内的雅各宾派势力,及反抗封建领主的农民起义,但需要避免直接卷入这个山地国度的战争;第二,随时支援南面的意大利军团,一旦后者在北意大利战场上形成突破之势,就必须提供两个师团的紧急援助。
基于同样的缘由,奥地利元帅领导的德意志联军也充分考虑到后勤补给的问题,也不希望在这个苦寒之地与法国-军队打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
因此,联军指挥官说服了美泉宫与帝国议会,仅接受了坚定反法的伯尔尼政-府的请求,与孔代亲王指挥的贵族流亡军一道,驻扎于瑞士与奥地利、意大利的边境地区。
依照法德双方统帅部不约而同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瑞士扶植一场代理人战争。简单来说,就是鼓动瑞士人杀瑞士人,让左派和右派之间相互厮杀得了。至于法国人与德国人,还是将他们的主战场,放置于富饶的北意大利和广袤的莱茵河地区。
需要说明的,贝尔蒂埃将军与总参谋部的分析,并非凭空出现的,除了研究巴黎测绘局从路易十四时期就保留下来的地形图外,从1795年9月开始,总参谋部还先后组织了6位参谋分为3个小组,每组2名成员,潜入瑞士。
这些参谋们在阿尔卑斯军团与军情局的协助下,装扮成商贩和探亲者(参谋中有不少瑞士籍),前往瑞士邦联各地,进行为期两到三个月的实地考察。
依照安德鲁的说法,这不过是一次游山玩水式的“和平之旅”。即便是不慎暴露了身份,参谋们也被允许放下武器,在表明身份后选择投降,并主动供认总参谋部允许他们供认的少量情报,以求保全性命。最后再借助俘虏交换的方式,回到法国。
参谋们的考察行动进行的非常顺利,等到1796年1月中上旬时,6名参谋有5人顺利回到阿尔卑斯军团驻地,仅有一个人因为要探望瑞士某地老家的亲人,临时申请了5天假期。
然而在超过约定时间一周后,总参谋部依然未能得到这名中尉参谋回归军营的信息。直到1796年2月初,军情局通过部署在瑞士各地的眼线,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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