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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发药铺是天地会至臻堂的活动据点。
本来,至臻堂有一处赌馆作大本营。春节时,赌馆生意爆好。按惯例,官府一般不会在春节期间办公,衙役也不会在春节期间奉差出动。
但两广总督徐广缙颇有些特立独行,一反前任惯例,提出“不尽国体”、“以民治吏”、“断不能舍内地百姓别图交易”等主张。
春节期间,至臻堂各据点疏于防备。徐广缙亲自指挥绿营督标亲兵,乘春节袭击各处天地会据点。杨烜就是在那时被捕入狱的。
徐广缙特立独行,屡屡打破官场惯例,令两广大员颇感不悦。
上次杨烜拜会广东提督陶煜,陶煜的话里明显隐含着对徐广缙的不满。
到了仁发药铺,掌柜慌忙把杨烜接入内室。
仁发药铺的布局像个葫芦,外小内大,内里别有乾坤。
进入内室,杨烜看见七八个伤员,正躺在床上抽烟止痛,大概是上次被抓入监狱的同袍。靠墙根摆着十来箱鸦片,正准备对外出售。
原来,仁发药铺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是个药铺,背地里干着售卖鸦片的勾当。
至臻堂在广州城内外都有据点,活动范围主要在城内。他们在城外与海盗勾连,从走私商里批发鸦片,再运到城内销售。
凭借鸦片走私,至臻堂赚了不少钱,也养活了许多“草鞋”,即最低级的天地会成员。
天地会虽然标榜反清复明、互相扶助,但也从事这种非法活动。这正是许多天地会团体的真实写照,也直接关系到许多江湖人士的生计。
与广州城内其他天地会山堂不一样的是,至臻堂堂主殷正是外地人,成员也以外地人为主。至臻堂组织稍显严密,内部氛围很好,会员文化程度稍高。
这也是杨烜乐于同至臻堂来往的重要原因。
杨烜之前喜欢飞鹰走马,少不了也会抽两口烟,所幸并未染上烟瘾。他自幼习武,身体健壮,丝毫未受吸烟
尽管如此,内室里剧烈的烟味仍使他感到有些飘飘然。
穿过这间内室,里面又是几间精巧的卧室。掌柜的带杨烜来到一间卧室,这才问道:
“杨公子,你怎么没出城?”
这掌柜名叫刘旻虎,是至臻堂里的“红棍”,负责管理这处据点。在天地会组织架构中,红棍在堂主(元帅)、香主、白扇、先锋之下,算是堂里的中上层人物。
杨烜与刘旻虎相识不久,并不十分信任他。但事到如今,也只好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告诉刘旻虎。最后,他坦白道:
“我打算先报了杀父之仇,再出城投奔堂主。只是,现在有两件事最为要紧,一是要查清楚四川会馆那些官差到底是什么来历,二是要查清楚带头作乱的教民。”
刘旻虎沉吟片刻,说道:“教民那边,倒不难查清楚。这些天城内戒严,教民应该还在城内。城内最大的教堂便是基督教福济堂,教民多在那里聚集。
“倒是四川会馆那些官差有些蹊跷,若他们真是满城里的包衣奴才,事情牵涉到满人,就不好办了。”
满城是广州城的内城,同样设有城门,供八旗兵及家属居住,汉人无故不得入内。
杨烜对道:“四川会馆那边,暂时只需查清他们的身份,若能弄清他们的目的最好,其他倒不用管,以免打草惊蛇。教民那边,只需把当天参与火烧团练局的匪首找到就行。
“此事关键在于保密,不得大肆声张。刘大哥不妨选派一两个精干得力、嘴巴严实的兄弟,查明了情况,就来报给我。待我报了父仇,再向大哥道谢。”
刘旻虎三十出头,身材矮小,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他抱拳说道:
“杨公子不必客气。你是至臻堂的贵客,又是杨忠武侯的嫡孙。我能帮上一点忙,荣幸之至。只是,公子身份尊贵,不比我们这些寻常莽夫。与其手刃仇人,何如花钱买凶?”
杨田在一旁一直插不上话,想报仇也无处出力。听过刘旻虎的话,这才反应过来,说道:“刘大哥,等你查出了教民匪首,让我来杀了他,好为老爷报仇。”
杨烜却苦笑道:“教民作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势单力薄,只能杀一两个匪首以儆效尤。满清没得救了,天地会喊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很久了,是时候付诸行动了。
“我既然要报仇,自然已经做好了决定。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是什么忠良之后、什么官宦子弟。我要正式加入天地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刘旻虎一脸兴奋,拍手叫好,说道:“杨公子说得好!若天下人都像公子这般有见识,咱们汉人的江山必能恢复。公子请放心,这笔买卖,我亲自帮你做,一定包你满意。”
杨田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起了造反的心思。可是,要想为老爷报仇,似乎也别无他法了。
刘旻虎效率很快,第三天便查清楚了事情原委。
四川会馆的官差果然是满城里的包衣奴才,天地会兄弟亲眼看见他们进了满城。蹊跷的是,广州城内的督抚衙门正在忙着对付洋人,臬司衙门都在忙着追查天地会越狱的事。
总督、巡抚、按察使似乎并不关心杨烜的去向。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广州八旗将军穆特恩一向歧视汉人,想在杨烜身上做文章,彻底打倒闽浙总督杨国桢,搞臭杨家名声。
甚至,满人可以借机打击以陶煜、向荣为首的杨氏部属,进而打击汉臣势力。
至于教民那边,刘旻虎那边也查了出来。为首的教民名叫王大彪,平日嚣张跋扈,民愤极大。
王大彪本是十三行的仆役,十三行没落后,王大彪没了生计,改入了教会。因他见多识广,胆子大、心思细,逐渐做了教民的首领。
上次教民与民团械斗,王大彪使用了洋人接济来的火枪、火弹,死了几十个团勇。
事情闹大后,王大彪躲入了基督教福济堂。
福济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朝。
明朝对西方传教士比较包容,允许他们自由传教。清初,顺治帝对西方传教士颇有好感。顺治、康熙两朝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
康熙末期,罗马教廷认为华夏教民祭祖祭孔,有违基督教义。康熙闻之大怒,开始在国内禁止西方传教士。
雍正帝登基后,鉴于传教士曾参与皇位争夺,开始厉行禁教。
自此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转入地下,在教民掩护下秘密传教。
乾隆年间,官府破获多起教案。传教士乔装打扮,甚至深入到山西内地,令乾隆帝震惊不已。
嘉庆、道光以来,国内民变四起,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内自由传教。实际上,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
洋人虽然至今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传教士却早已进入广州,在城内修筑教堂、学校、福利院、医院等,吸引了上千名教民。
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归法国人所有。此时,法国总统为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波拿巴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甚至叫嚣“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入骨,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
法国传教士为了吸引百姓入教,无所不用其极,教民良莠不齐。王大彪劣迹昭彰,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由此可见教民群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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