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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黑旗军攻占南宁时,便不时有人劝进,恭请杨烜称王。杨烜审时度势,认为黑旗军实力仍然弱小,坚持“缓称王”的立场,并未理睬属下的劝进。

现在,黑旗军夺占了广州,杨烜又得到了以伍崇曜、陶煜为首的海商、士绅阶层的支持,俨然已在广州站稳脚跟。

清军主力已被歼灭,敌我力量对比逆转。杨烜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属下各部纷纷劝进。

总司令部是黑旗军、军政府中权力最大的部门,海军官兵思想比较开明。总司令部与海军一起劝进,可见人心如此,杨烜已不好再推辞。

称王并非只是称号上的改变,黑旗军、军政府的规格都将升级。杨烜称王,相当于做大了蛋糕,属下都会分到更多的蛋糕,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但称王也有弊端。传统封建王朝都讲究以礼治国,等级秩序极为森严。

一旦杨烜称王,就意味着他要与清廷彻底决裂,就意味着他要彻底挑战现有秩序,必将受到清廷不遗余力的打击。

此时,华夏虽然民变四起。但不少叛乱者别有用心,只想靠叛乱赚取富贵,争取被官府招安。

譬如,1850年广西贵县天地会头目张国梁降清后,被官府授予绿营官职。受张国梁事迹的鼓舞,贵县当年便涌现出数十起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军只是想混个一官半职,抗清意志并不坚决。清廷对此心知肚明,集中兵力优先打击那些敢于称王称帝者。

当时民变虽多,却鲜有人敢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旗帜鲜明地对抗满清。

如刘丽川在上海发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周围数座县城,建立大明国,只能自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清廷立马调集大军镇压,刘丽川旋即向洪秀全称臣,改称“太平天国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再如杜文秀在云南发动回民起义,攻占大理周围53座城池,亦只能自称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

杨烜若要称王,就不得不考虑称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看过总司令部、海军的请愿书,精神为之一振,问道:

“依大家看,我现在称王合适吗?”

冯可钦准备已久,说道:“当年明太祖取南京为根据地,坚持‘高筑墙、缓称王、广积粮。’但太祖夺下南京后,击败陈友谅,即称吴王。

“百官僚属备受鼓舞,上下齐心,都知道太祖乃是真命天子,无不尽心用命、誓死追随。日后,太祖果真荡平群寇,鼎定中原,恢复中华。

“大元帅若是称王,将极大地激励官兵士气,加快我们统一岭南的进程。”

杨烜点点头,征求陆雨晨的意见。陆雨晨说道:

“总参谋长讲的不错。我们很早就抱定了反清的宗旨,也在《民报》上、各种小册子上广为宣传。天下皆知我们与满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现在,我们即将夺占两广,称王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有海军,只要我们守住五岭,清廷就休想派兵过来反攻。

“而且,岭南的重要性不如江南,又远离燕京,僻居南国。我们占据岭南,太平军占据江南。清军即便想派兵到岭南,也要防备我们与太平军前后夹击。

“因此,大元帅尽可大胆称王。据我所料,清廷有心无力,只会明发一道谴责我们的上谕,只会鼓励地方办理团练对抗黑旗军。”

杨烜点点头,表示认同陆雨晨的观点。他十分关心洋人的态度,便询问起一旁的唐约翰。

洋人思想开明,启蒙较早,法国、美国已经开始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杨烜一度想采用共和政体,却深知此时的华夏并无民主共和的土壤。

唐约翰说话不多,听杨烜垂询,才谨慎地说道:“我认为,华夏有着独特的文化,一直都有精英政治的传统。但传统的皇权,已经严重阻碍了华夏民族的成长进步。

“因此,我赞成大元帅称王,但要做一个开明的王,而非的王。或许,君主立宪才是最适合华夏的政体。如果大元帅日后称帝,请一定采用君主立宪政体。”

实际上,在晚清乃至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一直争论不休。彼时,革命派一直都不是华夏的主流。当时的华夏精英阶层,大多数都主张君主立宪。

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革命派发动武昌起义时,孙文、黄兴等领导人甚至都不在国内。

可以说,革命派引爆了辛亥革命,但立宪派的倒戈才是决定革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到民国初年,立宪派都很有势力。袁世凯称帝,与他的政治顾问古德诺不无关系。

古德诺是美国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被美国人称为“行政学之父”。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需要强人政治,需要一个“帝王总统”。

为了“公共福利”,为了中国的未来,古德诺决定维护袁世凯的权威,帮袁世凯起草了《中华民国约法》。这个宪法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是袁世凯称帝的序曲。

学者出身的古德诺,没有认识到民国政治的诡谲。袁世凯备受鼓舞,最终称帝。而古德诺也受到国内的口诛笔伐,几乎身败名裂。

唐约翰是美国人,追求平等自由。连唐约翰也作此表态,杨烜称王再无顾虑。

杨烜来了兴趣,问道:“假若我要称王,诸位以为该取什么王号?”

眼见杨烜在称王问题上口气松动,众心腹大受鼓舞。冯可钦抢先说道:

“周朝奠定了华夏的文化基础,出现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攘夷’,即中原华族对外族的侵扰进行抵御。

“大元帅不如定王号为周王,既有推翻夏商之意,又可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当下华夏内忧外患,大元帅称周王,号召天下尊王攘夷,颇能引起国人共鸣。”

“尊王攘夷”一词源自春秋时代,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该词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后来演化为具备复杂含义的政治术语,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满清入主燕京时,朝鲜士人便有“尊王攘夷”的说法,以“小中华”自居。朝鲜人认为中华已经亡国,朝鲜将保留中华衣冠、儒家文脉。

日本幕府末期,下级武士亦组织起激烈的“尊王攘夷”运动,成功推翻幕府,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障碍。

杨烜觉得,称周王可以与“尊王攘夷”搭上边,但总觉得王号不美,如有瑕疵,又过于响亮,容易暴露他的雄心壮志,进而引起咸丰、洪杨警惕。

陆雨晨则说道:“不如称楚王。楚地代指南国,称楚王可以宣示军政府对南方的主权。”

唐约翰热爱中华文化,虽然称不上学富五车,此刻也建议道:

“不如称商王。商朝是华夏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统一王朝,又有商业、商人之意。大元帅称商王,可以体现出重商主义倾向。”

这个说法倒令人耳目一新。在华夏历史上,鲜有以商王做王号的。

又有人说:“不如称隋王。隋朝由杨氏开创,而大元帅正是杨氏后人。”

此言一出,立马有人反对,说道:“隋朝虽是统一王朝,却是暴政,二世而亡。后世对隋朝观感太差,只有辽朝有人以隋王做封号,不过是不懂华夏文化而已。”

又有人说:“不如称南越王、大越王。秦末时,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称武帝,势力遍及两广、越南。我们军政府以岭南为根据地,与赵佗的南越国相似。”

……

众说纷纭,说来说服不了谁,只能请杨烜亲裁。杨烜思索良久,说道:

“就称越王吧。古时,百越之地涵盖较广,包括越南、岭南、闽浙。”

冯可钦立马觉得不妥,说道:“历史上,越王封号多赏给地位不尊的庶子。”

杨烜淡淡一笑,说道:“正因为越王不尊,才能麻痹咸丰、洪杨。要是我像洪秀全那样称天王,清廷岂不要铁了心反攻我们?

“我虽然称越王,对外仍称太平天国越王,效仿明太祖托庇于韩宋,遥尊太平天国。届时,我还要派使者出使天京,请洪秀全颁旨封王,借机麻痹洪杨、离间洪杨。”

众人虽有遗憾,却也觉得杨烜所说甚有道理。

杨烜继续说道:“如今,我们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变化很快。也许,我现在称越王,过不了几年就会称帝。待到称帝时,咱们再光明正大地选个好的帝号、好的国号吧。

“称王只是其次,最要紧的,还是要尽快攻占两广全境,尽快在占领区内推动均田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在1854年初完成。”

众人喜形于色,为之振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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