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茂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295章 高度集中统一,1850再造中华,左茂行,海棠搜书),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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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完学堂章程,天已大黑。杨烜忙了一天,留在船政学堂吃饭、休息。明天一大早,他还要去黄埔造船厂视察。

所以,晚上并未安排活动,杨烜也能抽空处理一些必要的机要事务。

越王府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有效的制度。杨烜巡游在外,自有留守人员处理日常事务。遇有军政大事,留守人员不能自主,都得在第一时间报告杨烜,请杨烜裁断。

所幸今晚事情并不多,杨烜处理完两封紧急公文,为时尚早,便拉起张铨,一边散步,一边询问学堂事宜。

月圆之夜,地面被月光照得通明。学堂晚上亦要上课,教室里灯火通明。再看不远处的黄埔造船厂,煤气灯发出耀眼的白光,把船坞照得犹如白昼。船厂工人正在上夜班,赶造汽轮。

大家对此都已司空见惯。中国落后得太多了,要想追赶列强,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白天要工作学习,晚上也要工作学习。

趁此机会,张铨透露出了一丝顾虑:“殿下,我虽来到暨南大学堂求学,却出身于旧式文人,于船政技术实有不知。

“此番担任校长,深恐德才鲜薄,上有负于王恩,下有负于学生。除此之下,还可能影响船政学堂建设,实在是惶恐之至。”

杨烜略有不悦。船政技术关系中国造船、航运事业,关系到海军装备,关系到中国海权。军政府设立船政学堂,对此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好多人拼命钻营,想当船政学堂校长而不得。张铨蒙上级赏识,超擢为校长,却一个劲地讲困难,态度过于消极。

不过,杨烜知道张铨是个人才,值得重用,只要引导得当,一定可以让他回心转意。

他略一思忖,说道:“张先生,路都是走出来的。我们军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工商业,创立警政、邮政,建设铁路、电报网,制造汽轮……

“这么多的事业,全都是天下头一遭,从无先例可循。尽管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可我们齐心协力,想方设法予以克服,才形成现在大好局面。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张先生饱读诗书,才干优长,自然知道这句老话。以张先生大才,只要尽心用命,一定可以把船政学堂办好。”

这番话,驳得张铨哑口无言,再也不敢提出辞程,否则就是自己不识抬举了。

杨烜见他面有愧色,便转移话题,问道:

“张先生,我看过你的履历,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宣教部长曾锦歉认为,你学识渊博,办事认真,是个真正的湖南士子,‘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我记得,我们还曾在暨南大学堂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你不畏艰险,不顾自己的举人身份,毅然来到南宁求学。这种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有这种精神、见识,一定会是个优秀的学堂校长。

“你只管尽心办学,遇有困难,可以向宣教部长曾锦歉求助。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向我写信。对于办学,我是一向鼎力支持的。”

话说到这种份上,张铨还能推辞什么,只得说得:

“越王如此抬举,张某感激不尽。请越王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把船政学堂办好,为中国培养造船、驾船人才。”

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杨烜颇感欣慰。

海浪轻轻拍打着堤岸,夜里已经有了些许寒意。沉默片刻,杨烜看到张铨犹有遗憾,便激励他道:

“张先生,你往南看,则是滔滔大海。中国要想自强,非争海权不可。不久前,英舰广州外海巡游示威,军民激愤。

“你在《民报》作了一篇《海权刍议》,传诵一时。今日面对着滔滔南海,何不吟诵一番?”

正是这篇文章,让宣教部长曾锦歉注意到了张铨。一番深入交谈后,曾锦歉毅然决定超擢张铨,保举他为船政学堂校长。

张铨清了声嗓子,吟诵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中国七省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澎湖孤岛,越南、琉球属邦,非有坚船利炮之得力海军,万不敷用……

“至于选将储才则尤难,则尤紧要。西洋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国人皆敬重之。其学有在岸者,有在船者……

“政府应设立学堂,教其各习艺业。在堂所学者其理,在船所习者其事。出学当差数年,可仍回原学再加精练,按年考试,去取极严。

“择其尤为杰出者,公费派遣出国留学,是以将才辈出,可争海权……”

这篇文章是张铨的得意手笔,读完之后,他心情舒畅许多。

杨烜笑道:“你当学堂校长还有什么顾虑,不妨一吐为快。”

张铨犹豫再三,说道:“顾虑倒也谈不上,只是有些遗憾。我虽是个举人,却对西式法律最感兴趣,立志学习法律,在暨南大学堂学的也是法律。”

眼见杨烜并无不悦,张铨苦笑一下,说道:“没想到,上锋十分高看我,让我担任船政学堂的校长。我也只好从命,硬着头皮过来赴任了。”

杨烜想起了另一个历史人物:严复。

严复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教员曾评价他,说他“代表了在华夏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

早年,严复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优异,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知识,被视作是满清海军苗子。

在英国,严复对科学知识和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常跑到英国法庭旁听。不仅“不务正业”,严复甚至从来都没登舰实习过。

尽管如此,严复还是得到了满清驻欧公使郭蒿焘的激赏,彼此成为忘年交。而这位郭蒿焘,曾任广东巡抚,乃是湘军大佬,与曾国藩、左宗堂等人关系极为密切。

回国之后,严复没有像同学那样,循规蹈矩地进入海军任职。但他才华横溢,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

在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受够了北洋内部的尔虞我诈,对教学不管不问,一心翻译外国文章,撰文呼吁改革,反而在这方面大放异彩。

在翻译上,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的西方著作,提出了“信、达、雅”的三准则;在学术上,严复提倡西学,主张“体用一致”,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杨烜看来,张铨与严复颇为相似,都出身于旧知识分子,思想都已经觉醒。

只不过,严复始终未遇到明主。唯一的知己郭嵩焘,饱受守旧派攻击,最后郁郁而终。严复也只能“不务正业”,在翻译、教育、思想上独自闯出了一片天地,名垂青史。

张铨来到了暨南军政府,来到自己麾下效力,自然不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他突然被任命为学堂校长,学业未成,心有不甘,自己还应再劝劝他,解开他的思想疙瘩。

读书人见识广、能力强,办洋务需要他们。可他们想法也多,弄得不好,容易闹意气,不讲团结。军政府一向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力量、资源调集到一起,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想到这,杨烜说道:“张先生,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你并不愿意担任学堂校长,可一纸令下,你还是毅然来到长洲岛赴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召之即来’、‘令行禁止’。革命军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军政府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进各项洋务事业,这八个字作用极大。

“中国人向来聪明,却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那明末清初,明朝的国力、人口、军队百倍于清朝,却党争不断,反而被农民军、八旗兵打倒了江山。

“再看前两年,太平军起于广西。清朝这边,钦差、督抚、提镇多达数十个,彼此争功诿过,互相拆台。太平军人少、武器低劣,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反而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令行禁止,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个人必须服从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高度集中统一,才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就譬如这船政学堂,上级选中你做校长,自有上级的考虑。你有困难,他有困难,你不愿去,他不愿去。都由着个人想什么是什么,我们还怎么办船政学堂,还怎么开展洋务事业?”

这话讲得深入浅出,令张铨羞愧难当。他一向自诩心怀天下,公而忘私,经过杨烜的剖析,才知道自己私心仍重,对大局理解不深、看得不重。

张铨说道:“越王说得极是,张某深感不如。请越王放心,我一定努力钻研船政知识,把船政学堂办好。”

杨烜深感满意,笑道:“说得好。先生立志学习法律,这是好事。学堂公务之余,你也可以修读法律,抽空到暨南大学堂旁听法律,我们并不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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