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8章：“倭国”&“日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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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欲发兵征倭，但还得先派间谍将日本国内形势摸清楚，包括其历史也不放过。

“倭”在日语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やまと”（Yato），与“大和”一样皆为“日本”的别名。在古代“倭王”之“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以为倭人自称。

因此，“倭国”也就是“日本”。其国家的人民先被称为“倭”（やまと)人，后称日本人、和人、大和人。

东汉《说文解字》卷八人部对“倭”字的解释是：”顺皃。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遟。”

“倭”在日文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to”，和“大和”一样都代表“日本民族”的意思。不过，到后来，许多古代中国的老百姓把一些流浪海盗称为“倭寇”。此时，“倭“字因与“寇”字连用而带有一定的贬义。

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其各自带领的“戚家军”和“俞家军”都令倭寇闻风丧胆，但戚继光的名气要比俞大猷大得多，因为“戚家军”的“鸳鸯阵”中有“藤牌兵”，所持“藤牌”不仅轻便省力灵活，而且坚硬到能正面抵挡火铳射击和刀砍剑刺，甚至在北方与游牧骑兵对战时竟能以步克骑。

西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此“金印”有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刚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的来历，后来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中国汉印”。这标志着中、日两国交往，早在汉朝时期已载乎史册，历史源远流。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谒，光武帝刘秀赐倭国使者“金印紫授”——“汉倭奴国王金印”。倭国王视这枚“金印”为权力之象征，十分珍重，以为传承后世。

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便将其埋入地下。再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其国也不复存在，而这枚汉朝皇帝赐予的“金印”在地下深埋了足足1727年之后，才得以重现天日，实属偶然啊！

西元1784年春天，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佃农），正在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他搬开石头后，发现有一堆卵石，在清理卵石时发现了这枚“金印”。后来，“金印”被藩主黑田齐隆用50两白银买去。当然了，黑田也不知其来历，直到后来，经过考古专家考证之后，才知其显赫身世，来自中国。

“汉倭奴国王金印”作为日本的“国宝”，制作非常精美，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笔划饱满，方中有圆，章法平而不板，虚实相间，印面古朴、浑厚，为“汉印”之上品。后来经权威部门鉴定，此“金印”的含金量居然高达951，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外，在那霸、济州、本州发还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燕国使用的“明刀币”。在辽阳市公孙家族墓、鸟跟县、鸟取县、石川县都发现了独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容器，说明中日交往史可追溯至先秦。

《汉书》中有记载：“玄蚕，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均邑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微薄。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中对“倭国”的描述为：“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海南省海口市）、儋耳（海南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浦旧州坡）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布、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

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盾、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纟介，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

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

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西元58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汉桓帝与汉灵帝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各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到了隋朝的隋炀帝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

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到了唐朝，带方州刺史曾多次主动与倭国联系，并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为中、日恢复邦交、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不过，因在唐高宗年间，唐军与倭军在朝鲜“白江口”交战中大败倭军，导致关系紧张。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来说，是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根据《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原朝廷（宋朝）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

但是，西元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海西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

在《隋书?东夷传》中的“倭国条”里就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间时，倭国还曾与唐朝在“白江口”海域发生过一场大海战，但却以倭国水师（海军）惨败告终。

倭国从遣隋使开始，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而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国强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在“白江口海战”中，倭国遭遇惨败后，便开始自我反省。

最迟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海战”中惨遭失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被唐军攻灭后，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要将“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在《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有后世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该新国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很可能与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就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西元701年)，日本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

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唐朝也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新国号的“合法性”。由于当时唐高宗患有偏头痛，改为皇后武则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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