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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第106节:建元征召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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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刘启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一幕。

窦太后与他的儿子这辈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这一刻,哭得最伤心的还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这一刻,她不是太后,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永远失去儿子的可怜母亲。

年少的刘彻站在祖母的旁边,看着祖母伤心欲绝的样子,他有丝不忍,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劝慰。

有些时候,宣泄的眼泪往往比任何的话语更加给力。

躺在棺樽里的人同样是他的至亲。刘彻能感觉到,他的父亲能够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于自己。那笑容,包含着期待,也包含着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刘启,十六岁的少年刘彻继位为帝,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要说汉武时代,得先从年号开始说起。

年号这玩艺儿,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发明,而他的发明人便是刘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年号是给纪年取个名字。刘彻在公元前113年创立年号,他的初衷是不仅要给这个时代烙上强烈的印记,更要避免父辈们那种简单的纪年办法。以前的帝王纪年帝号或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在庙里的灵位,比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号可以理解为谥号,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比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来,帝号和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能议定的。

所以,在史学资料中,随便一翻都可以看到这种纪年法,而且感觉也不奇怪,因为一旦表明某帝某年,就大概清楚是什么时代。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试想假如你是文帝时代的人,你要写一封信给别人,洋洋洒洒热情洋溢写了一大篇,最后需要表明一下时间了,放在有年号的年代,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那时代没年号,那就得犯难了,总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笔这样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后你的人头也得跟着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没翘辫子,你就给他定了个庙号,到头来不但庙号不成立,你自己得进庙里了。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显然不能直呼其名,不避讳也是严重的犯罪。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文化的人可能会用天干地支,或者大汉某某年,没文化的就干脆不写,收信的人自个儿去琢磨吧。

由此看来,没有年号确实麻烦。

汉文帝时,为了方便,刘恒使用前元,后元来纪年。而到景帝时,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后元来纪年。

如今,刘彻认为自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强体壮,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应该没有问题。仅用前中后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纪年办法无法反映国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实在不像话。

刘彻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历史中,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奉正朔”,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

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求变。

他的一生都在求变,在攻击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当然,在赞扬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

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

他下令,各级官员,列侯,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敢于直谏的人。

一道诏令,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

那段时间,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无论乘快马的,还是坐牛车的,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

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

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前者没有常制,举行与否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隔年举行,以旧换新。

因此,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

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

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甭管是开铺子的,摆摊的,卖包子的,卖菜的,挣完钱之后,还能受到文人士子们的礼敬,怎么说也是一件快事!

不过,这么多文人士子,却让主管征召的大臣们犯了愁。

这么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说一句话,也得个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觉。

这可不行。

大臣们出于对皇帝身心健康的考虑,还是决定先筛选一番。于是,几经筛选下来,最终留下的只剩下百余人。

剩下的这些人获得了与刘彻见面的机会,用比较官方的术语来说,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问策。

刘彻将这百余人一一召见,亲自与其讨论治国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还要写一篇文章,展示笔头上的功夫。

这么一来,又一批才疏学浅,走门路托关系进来的被淘汰掉了。

刘彻虽然年少,但凭借着非凡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对于各种经书子集即便不能说有多深造诣,早已是烂熟于胸,张口即来。

所以,要在刘彻的面前混过去,难度极大,大部分的参加策问的人用事实证明寄希望于糊涂考糊涂,结果只能是自己一塌糊涂。

刘彻很快获得了回报,还是从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

我们先来认识董仲舒,这位思想界的教父级人物。

董仲舒,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景帝时任博士,因为学的是儒学,混得不好,他只能继续专心治学,学问日益精进,在很多学子眼中,俨然已是一代宗师。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应召,参加策问,并洋洋洒洒地写下让刘彻惊为奇文的文章。

董仲舒的这篇奇文,不在于文笔,而在于思想,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孔老孟老两位夫子算是媳妇熬成婆,熬出头了。

董仲舒连续上了三篇文章,首篇讨论“天人关系”,因此被称为“天人三策”,文章认为:

1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君主的权力由上天传授。

2要主推儒教的老祖宗孔子,其他乱七八糟的教派部废黜。

3思想要统一,加强君权。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可以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字字句句扣在了刘彻的心弦上,刘彻心中想要的,就是实现这种治国理想。

刘彻虽然很欣赏董仲舒的才学,但也不敢贸然让他在朝廷中任职,董仲舒被派到江都王刘非那里任国相。

刘彻对董仲舒的大加赞赏让另外一个人有点尴尬,这个人是丞相卫绾。

卫绾做过太子太傅,他曾经教给刘彻一些儒学知识,但是从他任御史大夫到丞相,卫绾奉行的确是黄老治国那一套。如今,昔日的学生一登基,就对一个儒学大师大加赞赏,反过来说也是在抽他的鞭子。

为了不至于被董仲舒抢过风头,丞相卫绾摒弃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也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奏疏。

结果,这道奏疏被采纳了,他自己也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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