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玚 如果人生是场没完没了的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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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曾经给吴质写信,回忆他们的宴会。在那一篇《与吴质书》里,他以一排漂亮的骈句,铺陈已经过去的好时光:说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各自的车子连在一起,在北场追杀飞禽走兽,提着猎物到南馆去吃饭聊天。“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大家的座席挤挤挨挨靠在一起,没有尊卑贵贱。酒酣耳热,熏熏然之际,常就着手边的事物随意开始命题作文比赛。厨子献上一只瓜,刘桢就和曹植捉对即兴,各做一首《瓜赋》。节气正值大暑,王粲、陈琳、刘桢、曹植每人一张绢,援笔濡墨,便有四篇《大暑赋》。看到有趣的玩意儿,比如珍稀的鹦鹉,也来搞一场作文比赛,《鹦鹉赋》一再出现在王粲、陈琳、阮瑀、应玚的文集里。
喝高了也难免兴奋胡扯,于是就随便挑拣出儒家六经或者诸子百家中的几章来各抒己见,东拉西扯。辩论和作文比赛自有输赢,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杰出的音乐行家,像是阮瑀、陈琳,都是古琴演奏家,他们输了大家正可以借机一饱耳福……
曹丕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些欢乐的夏夜都已经成了往事。徐幹、应玚、刘桢、陈琳都死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中,在这之前,王粲和阮瑀也已经谢世。曹丕在回忆这段友情的时候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他对吴质说,伯牙为子期绝弦,仲尼为子路覆醢,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难再有。我的朋友们,虽然不比古人,但也是这个时代的翘楚了,这天下还会有杰出的人才,也许后生可畏,但我和你是见不到了。对我来说,大概是再也没有像昔日一样宴游的机会了。
不仅曹丕,曹植在这一点上也和这个他斗了半辈子的哥哥有同样的感慨。他的一首《公宴诗》里也描述过相同的场景: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他们不约而同地以温柔的笔触描述那些短暂的宴会,甚至明知不可能,却依然真诚地期望能永远如此。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有纯粹的兄弟情、朋友情。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被大家自觉隔绝在宴会之外。有的,只是才华的碰撞,人生审美的享受。汉末的士人聚会过于政治化,太过沉重。邺下文人们的聚集是轻松、惬意的,他们的宴饮把汉末的“清议”渐渐变为“清谈”。更放松、更活跃、更不受政治束缚,从职业抱负变成人生乐趣。
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开启了后来中国特有的沙龙文化——“公宴”:金谷园的雅集,兰亭的聚会……一群性味相投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喝茶喝酒,俯仰天地,口谈玄言,手挥五弦。中国的知识阶层,真正用心地去享受生活无疑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永远躲在西园里喝酒聊天,在他们的花园之外,是白骨连天、易子相食,是连年战争、饥荒造就的荒凉。他们因为这种荒凉而倍加珍惜生命,躲进诗与酒之中,但诗和酒无法永远庇护他们。
所以,有一天,应玚在一片欢乐的氛围里有些格格不入,写了一首很另类的《公宴诗》: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
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
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
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应玚终于承认,当他们辩论、喝酒、写文章的时候,是在释放抑郁与哀伤。为什么哀伤呢?他们都少有才名,都出身高贵,都抱有匡正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最后,并没有人听他们的,他们甚至不能过多地谈论政治得失。曹操可以放任他们长期集会,因为他们有一个安的身份——“文人”。他们一旦再想往前踏一步,那么宴游将变成结党,应玚,徐幹他们会成为又一个孔融、崔琰。
只好喝酒。
应玚出生在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他的祖父是曾经做过司隶校尉的应奉,伯父是写过《风俗通》的应劭。他自己和刘桢一起做过曹操的秘书,后来到曹植那里做过平原侯庶子,曹丕做了管候选官员的五官中郎将之后,他又去曹丕手下做了将军府文学。看建安七子的集子,应玚的文章是最少的。有名的只有《公宴诗》和《弈势》。在邺下文人集团中间,论政治影响力和文才,吴质、杨修、丁廙都比他要丰满。但曹丕似乎认为应玚有深沉的思想与著述的志向,是个睿智的人。曹丕于是在这篇《与吴质书》中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应玚对于公宴的认识无疑是他们这一帮人中间最深刻的,所以他也最是半醉半醒。他那首最有名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说的正是这样的心情:
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讙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
清代诗论家张玉谷作论古诗绝句四十首,其中第十八首说的就是应玚的这首诗,他说,“《公宴》诗篇开应酬,收罗何事广萧楼。德琏别有超群笔,一雁云中独唳秋”。
从张玉谷的诗里不难看出,他对公宴诗的评价并不高:这派诗是后代应酬诗作的滥觞,大多文采有限。只是应玚的这首诗不仅代表了他自己诗作的最高水平,就是放在整个建安文学中也是可以让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因为他在一片和乐欢饮的气氛中,安排了一只徘徊失群的大雁。它四处流离,既蒙霜雪,又摧折了羽翼,却依然不放弃寻找良遇的机会。应玚对于公宴的描写意不在描述一场宴会,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主持公宴的那位公子身上。在他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好老板的样子——应玚以这样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希冀。但无论“敬爱客”的公子是否读懂,它并没有为建安文人带来走向政治中心的机会。
应玚的时代,两汉的礼教禁锢破碎了。文人们不再理会两汉的教条规矩,也不像孔融一样扑上去对着规矩一顿拳打脚踢,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但也是因为对旧有规则的不买账,他们时代的政治缺少规则,曹操以法家的严刑峻法加名家的诡谲统治下属,既严苛又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些文人们骨子里其实是信赖规则的,他们不喜欢遵守规则,却又依靠它获得安感。这些才子们少了那些“坏小子”对规则的不屑与破坏,因而在时代的巨变里,永远不可能在风口浪尖逐浪弄潮。很遗憾,在乱世不奸诈,成不了英雄。
因为曹操的参与和注视,建安文人们注定不能像汉末的党人一样指点江山、臧否朝政,但他们可以激扬文字、纵情任心。当他们的政治抱负因为种种原因必须雪藏的时候,他们把大多数的精力来丰富作为个人的生活,担不起再多的腥风血雨,他们从士人渐渐变成文人。
但好歹,他们开创了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聚会、喝酒、辩论、作文。知己与对手,都在这样的宴会里看到对方身上智慧的闪光。但盛宴不常、欢会短暂,人不可能总是活在快乐的高潮,偶尔达到,就该珍藏一生。
真可惜啊,人生不能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
ty(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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