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咸 一直被模仿，从没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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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咸是一代I

，引领时尚潮流。他做的很多事情后来都出现了“山寨版”。他和阮籍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穷人住在道南，人称“南阮”。富有的亲戚不屑掺和他们俩，住隔街，在道北，人称“北阮”。七月七日要晒书，北阮们把各种书籍以及绫罗绸缎搬出来大概晾满了一个大广场，以显示自己学识广博，又有钱。而阮咸看见了颇为不屑，于是找出自己一条破烂大裤衩子，高高地挂起来。当时内衣还不能公开晒，难免有人指指点点，奇怪他发什么疯。阮咸只是轻描淡写，“今天，我也不能免俗啊，就晒晒它吧。”东晋时候便出现了“山寨版”：郝隆也是个穷光蛋，又一年七月七，别人晒书的时候他就躺在院子里，扒了衣服，敞开肚皮晒太阳——那些书都在他肚皮里晒着呢。

从阮咸到郝隆，晒书的故事不仅是顽皮好玩，也是这些有思想却又没有钱权的文士们人格独立的轨迹。他们不因为炫耀别人的身世显赫就自惭形秽，反而冷眼旁观那些声势浩大的铺张，他们的冷静和自持从来不因为面对的是“王”还是“霸”而改变，也许是万军之中的素衣博带，但依然面不改色。

这是春秋时候就开始的士精神的延续。阮咸的胡闹本质上和蔺相如渑池之会上以同归于尽威胁秦昭王鼓瑟是一个道理，不可以被轻视。这也是为什么称王称霸的人要请有学问的人出来做官，一定得小心翼翼，三请四邀，给足面子。否则文人们一个不高兴就如西汉文人郦食其一样，毫不客气地骂未来皇帝刘邦是乌合之众。在阮咸的时代，高平陵政变的杀戮犹在眼前，天下名士被杀了大半，正是这种文人的高傲受到最大考验的时候。而阮咸依然故我，这除了骄傲，还是一种风格，一种清狂。虽然有时候显得格格不入，但是让人敬仰。

但过分清狂，常常伴着轻狂。阮咸的母亲死了，姑母带着一位胡姬来吊丧。没想到阮咸看上了这位姑娘，并且没忍得住就跟姑娘滚了床单。最后姑母离开，阮咸不顾重孝，愣是骑着毛驴把这个已经怀有身孕的女子给追了回来，嘴里还说着，“人种不可失”。

可是礼教说，父母之丧，大孝三年，要穿着扎皮肉的粗麻衣服，不能剃头，不能听音乐，更不能找女人。可是三年一千多天，每天都这么过不是和受刑一样难受吗？所以孔子的弟子曾经问过他，一定要这么久吗？孔子说，守孝三年是因为父母养育你三年，你才能脱开他们的怀抱，不用他们夙夜担心你这个脆弱的生命会一不小心就受到伤害。这三年，是为了让你怀念他们的恩情，如果你觉得不用三年，你已经不伤心，不怀念了，那么也不用遵守这个形式了。

孔子的回答有理有据，但到了东汉时代，这规矩已经成为一个冰冷的数字。在“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下，三年的形式是一定要的，但对父母的怀念却要不了那么久。父母对孩子总是予取予求不求回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然而孩子看父母却是老旧的房子、用过的皮囊，孩子只会把无私的奉献转移给下一代。所以，在这无所事事的三年里，就有人变着法子表面上守丧，私下里玩乐，甚至在守孝的墓道里生出好几个孩子来。

这是礼与情的冲突。到阮咸做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情，因为情在这时候代表着真。阮咸是个求真的人，宁可真得让人感到野蛮，也鄙视任何虚伪的文明。他是这样一个人：宁做真轻狂，不做伪君子。

后来人也学阮咸。西晋元康时候，有钱的纨绔子弟们散发裸身，开宴会的时候一群人集体玩女人。还有东晋时候的周顗，在友人家见到漂亮的女人就要抱过来玩，都是让世人侧目的事情。只是他们的不拘礼教，少了这种情和礼的抉择，显得有点为了惊世骇俗而故作轻狂。

之后西晋的中朝名士们学“竹林风流”，学的大多是阮咸的路数。嵇康和阮籍太苦大仇深，和平年代的他们已经不能理解那样的痛苦，刘伶未免单调，而山涛和王戎做了大官，更不能代表竹林风度。

阮咸的路数，发展到后来是士人内心情感解放的高潮，有点像嬉皮士。不讲规矩，也不讲礼教。

阮咸爱喝酒，拿杯喝，拿碗喝，最后都不过瘾，直接对着缸喝。他们家的猪是散养的，居然也到他的酒缸里偷酒喝，阮咸也不在意，和猪成了酒友。后来的“八达”（光逸、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胡毋彦国这八个行为放诞、饮酒无量的名门后裔）也学他，常常披散着头发喝酒，脱掉衣服吹风，几乎要和其他的物种一样归于自然蒙昧。

“八达”之一的胡毋彦国有一回在家里酗酒，结果他儿子正从门前走过，很不客气地说，“胡毋彦国，不准再喝了！”古时候，老子的名字是喊不得的：差不多同时代的江南才子陆机，因为吴国被西晋所灭，无奈北上做官。西晋土著卢志见到他，趾高气扬地问他，陆逊和陆抗是你什么人？陆机如同被人扇了一耳光，气得发抖，硬生生顶回去说，就像卢毓、卢廷和你的关系一样。别人喊了他爷爷、爸爸的名字，他一定要喊回去才算解气。别人都不能直呼你父祖的名讳，何况是你自己呢？

结果胡毋彦国却一点都不生气，反而招招手，颇为宠爱地把他儿子叫进来一起喝酒。如果抛开礼法，这个故事不正是父子间情感真挚的表现吗？儿子怕父亲酗酒无度，要想阻止父亲，可是，“父亲大人，别再喝了”只是一句软绵绵的规劝，只有大喝一声父亲的名讳，才有震慑力。正是这样看似大逆不道的行为却体现了父子间的真情，很有讽刺意味吧？

另外一个在中朝名士里流行的习惯也来自于阮咸：做官不干活。我们说过，凡是有点名气的人司马炎一定要让他做官，阮咸也有个职位，散骑侍郎。散骑侍郎和黄门侍郎一样，是皇帝身边做秘书的官。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领导秘书看上去没什么官职，但是要办事，找秘书——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影响皇帝决定的权力。可是阮咸，除了一次被山涛举荐为吏部郎的提名（未成功），他的政治简历一片空白。

阮咸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但是他活得精彩。后来人学阮咸，但又学错了。他们理解成了要想活得精彩，必须表现出对政治没兴趣，否则就不酷。阮咸不经意地混吃等死却造就了后来一大批类似王衍那些口谈玄言、不做实事的名士，他们最后亡了国。

他们还是误会了阮咸：阮咸远离政治，他玩自己，顶多是玩到人头落地，一人做事一人当。可是他们玩国家，玩到神州陆沉，他们可就都担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