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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宁殿便殿,在福宁殿西,位于西上閤门的右手边。
自赵煦即位以来,他很少启用这里。
但他的父皇在时,此地才是大宋真正的决策核心和中枢。
元丰时代的无数政策、法令,都是在这里与宰执们商议过颁布、实施的。
但赵煦却觉得这里太显眼了。
来来往往的内臣、女官、亲从官太多了。
很容易让外人知道,他见了谁?和谁谈过话?
故此,赵煦将自己的小圈子,搬进了东阁后面的静室。
而这便殿,则变成了一个,他想要泄密的时候才会来的地方。
一如现在!
“前行宣徽南院使、彰德军节度使、提举元祐字典书局、元祐字典修撰使臣方平……”
“中书侍郎、提举翰林院、元祐浑运局兼同提点工部臣颂……”
“恭问皇帝陛下圣躬万福!”
两位老臣,伏拜于殿上,四拜问安。
然后,就是曾肇、苏辙,这两位中书舍人了。
他们规规矩矩的趴在殿上,口称:“中书舍人臣肇(辙),恭问皇帝陛下圣躬万福!”
然后跟着张方平、苏颂,四拜俯首。
赵煦却是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般,只是热情的与张方平、苏颂打起了招呼。
“张老相公、苏相公,快快请起来!”
“冯景!”他扭头吩咐:“还不快给两位相公赐座、赐茶?”
“诺!”冯景赶紧带着人,搬来椅子,又奉上茶水。
张方平与苏颂起身后,稽首谢恩,这才坐下来。
张方平先小心的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水,然后他才坐在椅子上,恭敬的说道:“老臣与苏侍郎今日入宫,乃是来御前,特来乞陛下降恩的……”
“嗯?”赵煦端坐在坐褥上,揣着明白当糊涂,问道:“究竟是何事?竟需老相公与苏相公一起来朕面前相求?”
张方平叹息一声,道:“中书舍人苏辙,是老臣旧友苏洵之子……”
“如今,辙因轻信他人之言,以至缴还太皇太后词头……”
说着他就起身,持芴拜道:“辙自有罪,老臣不敢偏袒……愿乞陛下治罪!”
入宫求情,当然不能直白的说求情。
这样的话,皇帝很容易下不来台。
同时,大臣自己也要冒极大风险——万一传出去了,对名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哪怕有人洗地,青史上恐怕也难逃一笔!
像张方平这样,打着大义灭亲,请皇帝治罪的幌子来开口就好多了。
也方便皇帝宽恕、推恩,对外也好解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于是,就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罚酒三杯,下不为例!
这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惩前毖后嘛。
传出去,天下人也都指摘不得,甚至还得称赞几句。
苏辙当即在殿中再拜:“臣有罪,乞陛下治罪!”
赵煦瞧着,并没有说话。
苏颂见着,只好起身,也持芴道:“奏知陛下,臣今日入宫,也是因此而来……”
“中书舍人曾肇、苏辙,皆臣亲友之后……”
“此二人,轻信他人之语,以至错怪国家大臣,继而缴还太皇太后词头!”
“此二人,罪莫大焉!陈乞陛下治罪,以儆效尤!”
赵煦这从终于说话了:“两位舍人的事情,朕自然知道。”
“但是……”
他看向曾肇、苏辙,问道:“朕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清楚!还请两位舍人,为朕答疑……”
苏辙、曾肇,连忙再拜稽首:“臣等恭听德音教诲!”
赵煦靠着坐褥,问道:“烦请两位舍人教朕……”
“中书舍人之职在何?”说着,他慢慢起身,走到便殿的台阶前,居高临下,俯瞰着曾肇、苏辙。
赵煦最近一年多,身高一直在长。
如今,已接近四尺六寸(约145CM),算是个小大人了,看着也不再如初初即位那般瘦弱。
故此,他虽然还小,但当他走到御阶前,借助着御阶的高度,加上他表现出来的气势和气场。
在这刹那,竟让曾肇、苏辙,忍不住的身体一颤,有种瑟瑟发抖的感觉。
当然,这也和他们自己心虚,在进入福宁殿后,就已经先丧了胆气有关。
过了一会,苏辙才拜道:“奏知陛下,朝廷之制,中书舍人,为外制词臣,受君命、依王言而草吏、工、礼、刑、兵、户六房词头……依先帝之制,中书舍人,若觉事有不当,或除授非妥,许封还词头。”
赵煦听着,笑着问道:“是吗?”
“朕却怎么听说,朝中有人言:‘中书舍人,乃是阁老’还有人说什么‘中书舍人笔乃是五花判事,能判人生死’云云……”
说到这里,赵煦就戏谑的问道:“两位‘阁老’,且来与朕解释解释……”
“这中书舍人是怎么做到判人生死的?”
苏辙、曾肇闻言,身体都在颤抖了。
虽然说所谓‘阁老’、‘五花判事’,都是故老相传,传下来的说法。
但,天子却将之放到今日殿上,公开来讲。
等于是在指责,他们两个借着中书舍人的权力,随心所欲的要挟、为难他人。
而大宋的中书舍人们是有前科的。
过去,两制大臣(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给人写词头,是要收润笔费的。
尤其是知制诰(中书舍人的前身)!
因为其面对的是州郡官员,好多都是微寒出身,于是可以随意拿捏。
中书舍人的‘阁老’、‘五花判事’的威名,就是这些官员们的斑斑血泪铸就的。
如今,明面上虽已罢去了润笔费的规矩(王安石办的)。
但,润笔费真的消失了吗?
苏辙与曾肇,听到殿上天子的指责,都是战战兢兢,不能发一言。
因为这事情,是不能解释的。
首先,阁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书舍人的外号,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于官场上,人尽皆知。
而过去知制诰们为了拿润笔费,故意刁难官员的事情,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普罗大众都是记得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争辩,就算争赢了,又能怎么样?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张方平、苏颂这两个当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老臣,也都是低着头,不敢发一言。
比起苏辙、曾肇,他们两个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过润笔费的。
尤其是张方平,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屁股根本不干净——当年他甚至在这个事情上,挨过包拯的弹劾!
其他什么请托、徇私一类的指责和非议,在张方平的仕途履历上,也是数都数不过来。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常态了。
除了少数人。
如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经济问题上都不干净。
尤其是曾经管过经济、财政的大臣!
就没一个干净的!
如今还算好的,经过范仲淹的古文复兴运动,士大夫们的节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读书人多了,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和牵制力也随之加强。
换过去,哪怕当朝宰相,在经济上的吃相,也是难看的很!
为了娶一个富婆,两个宰相能打的头破血流(向敏中、张齐贤)
为了廉价霸占他人祖产,于是收买人家的乳母,诱骗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典卖宅邸的契书上签押(程琳)。
最典型的,则是大文豪欧阳修。
因为程琳家给了天价润笔费——五千匹帛。
于是昧着良心,给程琳写了墓志铭,在墓志铭上隐去其恶,极力称赞其为官政绩。
因欧阳修背书的缘故,程琳这个昔年的大贪官,如今的名声居然很不错!
于是,哪怕是欧阳修的学生、门生,在这个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对。
只能是为尊者讳,含糊的记下: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不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匹。
赵煦在现代留过学,看过无数史料。
上上辈子,更曾君临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个两个三个,在评论、抨击别人的时候,都是大义凛然,仿佛正义化身。
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是蝇营狗苟,想方设法的捞钱。
一个个在家乡,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园。
不信的话,可以去洛阳看看。
看看那一个个旧党元老、宰执所营建的奢华园林。
赵煦看着静悄悄的殿上,叹道:“祖宗之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中书舍人本职,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纳文字,草制词头!”
“虽有‘事有不当’或‘除授不妥’等条件,可封驳词头……”
“但是……什么时候,中书舍人可以仅仅因为‘风闻某某为官如何’,就拒绝草制词头了?”
“此御史之职也!”
“若中书舍人,从御史之职,御史又该做什么?”
苏辙、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着,立正挨打。
张方平和苏颂则对视一眼,颔首点头。
甚至在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骂得好!”
为什么?
皇帝肯骂人就说明是愿意原谅你的。
最可怕的是骂都不骂!
就像李定李资深,直接下狱论罪,然后快速审理,迅速落锤。
可怜一位待制级的重臣,距离两府只有一步之遥的士大夫,就这样被打落云端,贬去了英州,最终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党的人但旧党大臣们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赵煦继续道:“朕尝读书,见尚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来,多少功业,便因乱而亡!”
“大宋祖宗创业,鉴古今得失,定君臣条贯,各守其职,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绍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业,即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这话一出,不止是苏辙、曾肇了。
张方平和苏颂也都跪下来,口称有罪,乞请降罪。
没办法。
赵煦的话,政治上太正确了。
赵煦摆摆手,让冯景下去,扶起张方平与苏颂。
这才接着道:“朕在宫中,常问左右宫外之事,也常常聆听士大夫之议论……”
“可最近数月以来,朕常常听到,有人言,宫外某位大臣,大发厥词,说什么‘两府大臣,应该多多往来……’,还讲什么‘谏院与御史,理当同气连声’云云……”
“尤其是朕当众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类似的议论就越来越多了。”
苏辙、曾肇,听着瑟瑟发抖。
因为他们都参与过类似的讨论。
这也是大宋士大夫们的特点。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当年,乌台诗案前,苏轼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给赵煦的父皇谢恩表上写: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要换了弘历,就这一句话,苏轼全家现在应该已经和赵煦差不多大了。
而这,只是苏轼当年阴阳怪气的嘲讽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轻的话。
乌台诗案后,这些家伙总算老实了些,不敢再随便议论、阴阳怪气了。
而如今,随着赵煦放宽言论。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发展空间和发育时间。
但,各类小丑,也随之开始翩翩起舞了,各种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来。
旧党的人,开始公开讨论,恢复仁庙明道之制,允许两府大臣往来,甚至允许宰相兼任东府枢密使。
同时,这些家伙还盯上了台谏。
再次想要将御史和谏官合一。
让御史谏官,归到一个系统,这样御史既能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也可以干预国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们这是要干嘛?
跑步进入大明王朝?
新党的人,也没有闲着,也不给赵煦省心。
这才多久?
坊间就已经出现了对新学的‘以道观分,无为为君,无为为君则有为为臣矣!而君臣之义,便在此中!’思想的公开讨论。
陆佃公开在太学中,与太学生们大谈特谈的所谓‘有体有用之学’。
至于什么叫‘有体有用之学’,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为核心的荆公新学。
当然,他陆佃陆师农,作为王安石‘最爱的’学生,早已掌握了新学核心技能——掺私货。
所以,陆佃毫不犹豫的将他自己的个人著作《说文》,列入其中,作为《字说》的参考书目。
也就是他还有点良心,知道要讨好一下赵煦,于是把赵煦命张方平编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书目里。
而致命一击,则来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职,顺便参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转运使吕升卿,带回京的吕惠卿在‘河东潜心新学’,‘发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写的一部书稿。
这部书稿的名字叫《县法》。
这个县,自然不是郡县的县。
而是县官的县——汉家天子,自称县官。
所以,其实这部书稿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国法》。
全书分四卷,别立九门,述吕惠卿仕宦多年的经验,以及在处置政务过程中的思考、见解。
实用性非常强,堪称是新党官员入仕必读之书。
便是旧党的年轻人,其实读一读的话,对将来仕途也有很大帮助。
只要学到吕惠卿手腕,起码不至于被胥吏欺瞒、逼迫。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吕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吕惠卿为舆论指责其的‘嗜杀’、‘滥杀’辩解。
他怎么辩解的?
拿着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义给自己辩护。
吕惠卿是这么说的——盖仁者之于杀,则惨恻而矜之,以其爱之也;不仁者之于杀也,则愤怒而快之,以其恶之也!真人者,非有爱恶者也,则其于杀,岂不绰乎哉!此则见其所体也!虽然,古之圣人之于杀,未尝不矜者,与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谓惨恻愤怒之念,是因为思想境界还不够,对圣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说他吕惠卿。
那就不会拘泥纠结于个人个体的私情,而是会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从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间的种种。
于是,就会顺天道而行国法。
而什么是新党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而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就像王雱说的一样——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应其适然,而不系累于当时,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无穷也。
于是,吕惠卿的这部著作一经版印出版,立刻引发舆论震动,朝野侧目。
无数抨击、赞美、诋毁乃至于谩骂、歌颂如潮水一般涌来。
十二月的汴京舆论场,因为吕惠卿的这篇序言而震动。
所有人都开始各自站队,互不相让。
赵煦头都大了!
这也是他要指示童贯,拱火此番曾肇、苏辙缴还词头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现代新闻学的奥妙。
用一个事情,来掩盖另一个事情。
吸引舆论关注,转移焦点。
果然!
效果很好!
新旧两党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吕惠卿身上转移开了。
大家开始关注起曾肇、苏辙的事情。
叶康直与李宪的名字,开始登上汴京热搜。
如今,当叶康直一案反转。
更大的流量,汹涌而来。
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吕惠卿到底说了什么了。
一场很可能引发新旧两党大争辩的风波,就这样慢慢消散。
故此,这次的事情,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是赵煦故意为之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苏辙、曾肇怎么知道?
他们听着赵煦的指责,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顿首谢罪,口称‘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罚’。
赵煦听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接过旁边的冯景端来的蜜水,润润喉咙,然后才接着道:“祖宗的法度国家的条贯,朕一向敬重。”
自从在庆宁宫醒来后,赵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话离不开祖宗法度、国家条贯。
但实际上却是打着左灯,疯狂向右转。
这一点,张方平、苏颂都是看的仔细的。
但曾肇、苏辙,却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张方平和苏颂都知道戏肉来,于是竖起耳朵,做出一副认真严肃的样子。
而曾肇、苏辙却还是老样子,趴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此番风波,两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语,以至国家大臣无故受污,更损太母慈圣之名。”
“两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难辞其咎!”
张方平、苏颂连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苏辙则顿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与陛下何干?”
赵煦摇头,道:“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责!”
“自也当至太母之前请罪……”
苏辙、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张方平心中,却想起了一个事情。
如今,汴京新报上连载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麦苗,于是魏武割发代罚。
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张方平暗道:“难怪有人言:当今圣上,颇类汉唐明主了……”
这种手腕,赵官家们是没有的。
只有姓刘的那几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经掌握,并将之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方平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说不出来悲喜。
理智告诉他,一个这样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却让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经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对一个在冲年就已经如此老成熟练,还在不断成长的君主。
这也是张方平、文彦博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担心赵煦成年亲政后,会让新党独大,乃至于重走元丰老路的原因——新党和新学的主张与追求,是任何专断型君王都不会接受的。
他们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们想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当先帝察觉到这一点后,就疏远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辞相。
先帝尚且如此,当今的权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强。
岂会容忍新党胡来?
必是要倚重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独断的贤士大夫们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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