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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和军事,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

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思路也不相同。

正因如此,文臣队伍不可或缺。培养自己的文臣队伍刻不容缓。

登州地处一角,远离宋庭中心,是一个可以安心施政的地方。

这次的行进路线,是乘船顺流而下,在出海口折向东南,在登州府登陆,全程近千里。如果走陆路,他们这么多人,至少需要十五天。而乘船,则不到十天就到达了登州。

自从梁山水泊打通了五丈河,获得了出海的渠道,梁山就如同龙入大海,势力范围继续扩大。

因此,这次出行,武大、杜千、宋万、扈成、杜兴也一块跟着前往,船队路过济南府时,还将铁面孔目裴宣带了去。

二月十二,晁盖一行抵达登州海港。

林冲、宗泽、顾大嫂、孙新、郝思文、李俊、阮小七等人前来迎接。一番安置之后,两百巾帼营分成两支队伍,在扈三娘、贾夫人的带领下,一人五个县,开始巡回表演。陷阵营军士随行护卫。

而晁盖也在登州开始了自己的官制改革。

首先,要了解登州府的官吏结构。

登州长官为知州、副手为通判,文臣方面承接六部工作的称为六曹,武臣方面,分为管理兵马的都监;管理监狱的监押;负责治安的巡检等。

这些统称为命官。人数在2人。

辅佐命官的佐吏,比如孔目官、押司官、鼓角、宴设、知客等职务。

这些被称为公人。人数为20人。

公人之下,坐在屋里,处理具体公务的办事员,被称为人吏,共计45人。

公人和人吏,统称公吏,是有编制,官府发放月俸的人员。

在人吏下面,有专门追催公事的,称为行走。人数约在百人左右。他们没有月俸,但靠着提成过活。

州府中,公吏和行走十倍于官员,他们密布官员周围,承办各种具体政务。

在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各类公吏经常奔走于州府之间、州县之间及各官衙之间,对于保持政令的上行下达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在灾伤赈济、兴修水利、修城筑路等各种公共事务的运作过程中,公吏均参与具体承办。

这就是目前登州的官吏结构。官少吏多,层层分包,既不高效,也不严密。官与吏的矛盾突出。

一方面是高福利的官员,崇尚清谈,不通实务。许多官员都是外地来任职的书生,除了读书,不会做事,即便想干事,也是两眼一抹黑,事情办成夹生饭;公吏们长期在当地,熟门熟路,稍微一出手,问题就解决,获得大家赞赏。官员干脆就都委托给公吏们去做了,自己落得清闲。

一方面是精通政务的吏人缺乏考评晋升等有效的激励政策,出职入仕的机会较少,所任事务繁重,待遇微薄,一有过犯责罚也较重,使为吏者难以自尊自爱,往往利用机会营私舞弊。

“为民之害者,莫大于公人无赖不逞之徒,散出乡村,乘威怙势,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货财,秋取稻禾、夏求丝麦,稍不如意,鞭絷随之,民之畏怖,甚于盗贼……”

这段对吏人的描述可谓是生动形象。

晁盖想要登州进行的改革,如果不从头到位进行一次大变动,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宋朝官府这种官、吏权责失衡的行政模式,从根子上就烂了。

晁盖决定采取“打上,规中,疏下”的策略。

打上,就是对官员阶层严厉打击,露头就打,严厉震慑。

规中,就是要将各项政务,重新梳理规范,约束公吏的同时,给他们新的升迁渠道。

疏下,就是对那些直接面对百姓的行走们,进行收编疏导,给他们一条新的活路。

在这种总体思路之下,晁盖参照现代行政格局,改革如下:

在州府一级,主官为知州,负责全面事务。一文一武辅助。文官为通判,武官为都监。

下设十二曹

考功曹:负责官吏登记、调动。

助民曹:负责户籍统计、抚恤。

强农曹:负责农业推广,粮食征收。

审判曹:负责审判州城和各县上报案件。

治安曹:负责维持城内巡防治安,侦破案件。

营商曹:负责辖区内各种商铺、行会规范。

工业曹:负责工厂建设。

路桥曹:负责道路和桥梁铺设。

财税曹:负责财务开支,课税征收。

劝学曹:负责所有学校兴建,教师招募与认证。

医药曹:负责医师、药房等医药事业。

廉政曹:负责处理对官吏的举报和查办。

十二曹主官统称曹长,下辖众多具体办事人员,分为曹佐官、督办、行走三个级别。

设曹长人,佐官3人,督办6人,行走20人,共计30个编制。治安曹另设带刀捕快50人。

知州不再升堂审案,而是负责督导十二曹长开展工作。为了辅助知州工作,设立文书班,文书十人,设主簿一人,协助知州发布政令。

在县一级,主官为知县,负责全面事务。一文一武辅助。文官为县丞,武官为县尉。

下设十二局,对应十二曹。

十二局主官统称局长,下辖众多具体办事人员,分为局佐官、督办、行走三个级别。

知县不再升堂审案,而是负责督导十二局长开展工作。县内设立文书班,文书五人,设师爷一名,协助知县发布政令。

乡镇一级,主官称为镇长,辅助官四人,分别为:财务官、团练队长、药馆医师、镇学校长。

村庄一级,主官称为村长,辅助官四人,分别为会计、民兵队长、赤脚医生、村学教师。

自秦朝灭亡后,汉朝无为而治,儒家治理天下,便有了“皇权不下乡”的说法,指的就是皇权很少干涉乡镇村庄的人事任免,而由乡村自决。

但自古以来便对么后世的经验证明,基层可以自治,但仍要在官府的框架内自治。

整个改革,晁盖将其命名“官吏一体化”改革,即,不再区分“官”和“吏”,而是将他们统称为“公职”人员。划分成十二品。

十二品:

村庄会计、民兵队长、赤脚医生、村学教师为公职十二品,月俸500文,半年一发。

十一品:

村长,月俸000文。半年一发。村官也没人是靠月俸活着的。

十品:

乡镇财务官、团练队长、药馆医师、镇学校长,月俸2000文。

九品:

镇长,月俸4000文。这些乡镇的地头蛇,也不会靠月俸生活,最重要的是这层身份。

县局:行走十一品,月俸000文,城市补贴500文;督办十品,月俸2000文,城市补贴000文;佐官九品,月俸4000文,城市补贴500文。

宋朝城市的生活平水,每月收入000文算是在温饱线挣扎,500文基本够过活,每月2000文,已经足够生活。每月4000文就能有盈余。

八品:

县丞、县尉、县局长,月俸000文,无补贴。

七品:

县令为七品,月俸5贯。

县师爷为九品,月俸4000文,城市补贴500文;文书十品,月俸2000文,城市补贴000文。

六品:

州府通判、都监、曹主,月俸25贯。

州曹行走九品、督办八品、佐官七品。

五品:

州府知州,月俸40贯。

宋朝官员的月俸大致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正俸包括俸钱,春冬服装衣料等。县令每月俸钱为20贯,小县县令2贯,每月禄粟五至三石,且地方官员还配有职田。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与具体官职挂钩。

而且晁盖的规划中,一律取消。

这种明目繁多的补贴,不但会增加库房后勤压力,而且更容易滋生,倒不如全部用钱自己购买。

“若是如此改革,恐怕公职人员的数量会膨胀数倍!”

宗泽有些担忧的说道。

按照以前的官制,官员+公吏+编外行走,人数在0-200人之间。

可要按照现在的官制,知州人,文武2人,文书0人,十二曹360人,外加带刀捕快50人,就是423人,人员比之前的官制还扩张了一倍!

宋朝一大弊政,就是冗官,不由得宗泽不担心。

“宗大人无需担忧,宋庭冗官主要是吃空饷人员太多,人浮于事,效率底下。改革之后,人数看似多了一倍,工作效率却大大提高。而且,取消各种福利、火耗之后,总支出的费用并没有增加。”

简单点来说就是,把上层官员的财富削减、福利取消,用于补贴下层官吏。这也算是另类的劫富济贫吧。至于改革之后效率能不能提高有没有效果晁盖其实心里也没底,就拿登州一府九县做个实验吧。

如果效果好,将来大范围推广。如果有问题,及时发现后,船小好调头。

“若是如此最好。那不足的编制名额如何分配”

宗泽问道。

“村、镇两级,让他们自己推荐,报送给我们名单即可。县、州两级,现任人员去除空饷之外尽量留任,不足名额,我带来的学子,每州县留五十人,让他们担任各曹佐官,学习政务。再张贴告示,面向州县内的学子公开招募督办、行走等办事人员。三日后,我将主持一场面试。”

为了尽快招募人手开展工作,就不进行纸面考试了。

“他们怕是有些顾虑,一旦为吏,终身为吏的观念根深蒂固,若非科举无望,怕不会有太多学子愿意出面应募。”

宗泽的顾虑不无道理。

有宋一代,虽然公吏在州级地方行政中承担了繁重的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宋朝对“官”与“吏”有着严格的阶级鸿沟,不可逾越。

想要成为宋朝的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读书科举;一种是家族蒙荫。比如蔡京就给自己家里许多子弟蒙荫,蔡家子弟四处去做官。

而“公吏”则不同,一但为“吏”一生为“吏”。

宋江奋斗半辈子,想从“吏”转变成“官”而不可得,最后还得靠着“杀人放火受诏安”的手段,才实现了阶级跃迁。

真正有抱负的学子,不到最后心灰意冷,不会选择从吏这条路。

“无妨,我将书写《公职人员晋升条例》,随同招募公告一同公布。贯通上下渠道,能者上,庸者下。让名将拔于卒伍,主官起于小吏,这将是我梁山与宋庭最大的区别。”

唉,又得当一次文抄公,合着我辛辛苦苦把智力提升到00点,全都用来挖掘脑海中的深层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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