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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的朝臣,真的算不上励精图治,通常情况下,耗费在玩乐的时间要比理政的时间多很多。
即便是赵曦推行监察衙门,也没有在这方面去禁止。
比如饮宴,比如游玩,比如家妓,比如合同制婢妾,比如官员捧花魁,比如臣工争娇娘等等。
赵曦后世记着的,那些传承的诗词,不是卿卿我我就是花天酒地,也说明国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朝臣从来没有紧张过朝政,就是来参加大朝会的也一样。
结果这几天不一样了。
当内阁把五年规划的提议通过以后,进京的朝臣开始忙碌了。
因为官家开始不断的召见朝廷各衙门主副官,每一位官员最少一个时辰的奏对时间,让处于汴梁的官员突然紧张起来了…~
没办法,赵曦也知道太仓促了。制定一个国家的五年计划,肯定不应该是这么短时间能做好的。
五年规划,是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课题,是需要前期调研,充分论证,共同参与等等诸多流程后,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情的规划。
而如今的国朝,根本就没有过先例,甚至没有过这种思维…~或许也不能这样说,富弼韩琦说过的二十年不言兵事,应该算是规划类的建言。
现在,赵曦提出了用文字形式,形成大宋的五年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的基础是什么,内容包括那些,五年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推行那些措施,采取那些办法,各州府郡县如何分配任务,六部九卿衙门又担负什么责任等等,都需要一一阐述。
鉴于朝廷臣工,包括内阁大臣都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只是被接受了官家的理念。赵曦不得不自已来完成。
好在当下的社会分公还没那么详细,好在这是一个新的理念…~反正除了他赵曦,也没人懂。
尽管只需要做出一个框架来,赵曦还是想尽量做的可行,所以,他不得不召见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逐个了解国朝的实际情况。
这也有个好处,他能对国朝有个大体的认知。
可惜,朝臣们真有点让他失望。
“这是第六个被官家训斥的了!”
韩琦这话
“训斥?以我看就该贬黜!衙门主官不知道衙门的事务,有何颜面居朝堂之上?”
这种事不用专门打听,朝堂都流传了。张方平也有门生故旧找上门求指教的。
“官家这是要盘底呀!”
富弼模模糊糊的能触摸到官家的意图。不太确定。
“盘底?”
陈升之疑问。
“就看官家召见臣工的奏对情况,好像还真是盘底,也确实是在盘底。不过,官家提出的五年计划,是必须有现在的底数才能制定计划的。”
王安石不觉得那些官员不该被训斥,也认为官家这番操作有必要。
“如此看来,我等内阁大臣也有点不称职了。待官家有了样本,就该我等介入了。”
富弼自觉有点惭愧。
当天议事,内阁大臣是通过了官家五年规划的提议,可对于如何制定五年规划,都不条理。
时间太紧,官家为避免出现反复的错误,就先自行拟定了。这对内阁大臣而言,确实有点不长脸。
“有点求全责备了!”
韩琦的这话倒是没人反驳。也确实有点求全责备了。
听到的官家问话:国朝一年有多少新生儿?各州府郡县新生儿又有何差异?国朝去岁的耕田多少?开荒多少?分别是在那些州府?种植那些作物?亩产多少?国朝五谷种植的比例,各州府郡县又有什么差异?
我的天呀!他们这些内阁也算是能吏了,可即便是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一样是一问三不知。
官员的考评,开宝九年制定的官吏考核标准,即: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驰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也就是说,确乎有突出政绩的,可评为优秀;谨慎治理官事,能大致履行职责的,可算为中等;做事拖拉,应付了事的,则为下等。
这些考核标准重在对慢作为、乱行政的严格约束,强调的是官吏政绩。
景德元年,在原来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加大了廉洁自律的比重,即:公勤廉干,文武可取,利益于国,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而贪,漫公不治,赃状未露,滥声颇彰者
天禧元年,朝廷下诏:及三岁,不限中外职任,但非曾犯入已赃,令审官院磨勘以闻,当议迁陟”。
为了保证实现绩效考核目标,还细化了考核内容,制定了配套律令,如《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吏部七司法》《景定吏部条例》《减展磨勘律》《守令四善四罪》等,对请销假、值班、从驾稽违、公事稽程、请求公事、枉法赃、受所监临赃等皆作出了明确规定。
先帝时期,地方官任内赋税增减成为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诸路监的考核,重在五个方面,即举荐贤才、案劾贪谬、实户口、财用充足、兴利除害。
国朝开朝百年间,对于官员的考评,也确实在改进,但像官家这般事无巨细的内容,真心有些吹毛求疵了。
由于现在官家还没有拿出样本,内阁大臣虽然有些想法,也只是私下里说说。
但是,对于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可就是大难了。被召见过的,不得不每天钻古纸堆里,历年各州府郡县的奏报中,摘录一些内容,以求能从这些奏报中,找到官家需要的奏对内容。
至于那些还没被召见的,则是相互打听着,也忙不迭的开始专注于政务了。不仅仅是主副官,就是那些衙门的吏员,也是一肚了苦水。
赵曦真训斥了吗?其实没有。他也知道这时代不重视数据统计,朝廷各衙门官员也不会重视数据。
可是被官家召见奏对,出现一问三不知的情形,官家就是没训斥,也让这些臣工自觉惭愧。
“也不能说管理求全责备,看讲武堂、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有对摘录,这样的奏报,确实可让人一目了然。”
“比如工坊城,从工坊城的人口数、工匠数、商户数、家眷数、新生儿、丁口数,没一项不清楚的。并且,还详细说明了接下来的每年可能递增的数量,也注明了工坊城各行各业的丁口比例。”
“至于作坊数、每月每年作坊出产的成品数、新工艺创新数等等,均罗列的清清楚楚。军备一项,若不是朝廷需要保密,一样会用奏报的形式让朝廷清楚明白。”
“既然工坊城能做到如此详细,为何其他衙门不行?安石曾任职群
“理政者,若想要有的放矢,就应该对所治之政务做到充分熟悉了解!我以为,官家之为甚好!”
王安石的话,真代表不了大多数朝臣,却最真正领会了官家的意图。
“不一样!谁都知道,工坊城的基础是原来的讲武堂作坊,也就是由官家理念贯彻最彻底的部门。工坊城的奏报能符合官家的要求这不足为凭。岂能以此为标准要求朝廷各衙门?”
这一次,陈升之也反驳王安石了。话说,这一次官家确实有点苛刻了。
别说是朝廷的六部九卿衙门,就是地方州府郡县的主官,也未必能做到这点。
“为何不能相提并论?同为国朝衙门,难不成还分三六九等?市易寺的吕吉甫,并非出自工坊城,奏对的记录也一样符合官家要求。”
“之所以朝廷各衙门被官家训斥,关键还是臣工们没有沉下心去理政!”
王安石不好意思夸自已,其实他作为前三司使主官,也被官家召见奏对了,一样符合官家的有对要求。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从内监传到内阁的诸多奏对,文彦博作为枢密院的主官奏对,虽然不算完美,也凑合满足官家的要求。
不思政务,反倒成理由了!恐怕这些臣工对汴梁娇娘的熟悉,对每年花魁的熟悉,甚至对大宋蹴鞠赛事的熟悉,要比他们所在的衙门更详尽。
尸位素餐!
王安石的观点是对的,富弼认同。这也是他认为官家在盘底的原因。
估计官家的召见不会仅限于朝廷各衙门,接下来肯定也会对入选议政的州府主官召见吧?
大朝会没几日了,官家准备推出的五年计划能不能在大朝会前完成呢?若是召见地方州府主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几日,官家几乎没间歇的在召见臣工,勤政殿官家办公的殿门前,时常有三五八个的朝臣在等着…~
赵曦真有心将地方州府官员一并召见了,可惜时间不容许了。
这是第一次,他也没想过能尽善尽美,只希望能开一个头,传递一种理念,引导朝臣理政的方法,同时让朝臣们感受一下加班的滋味…~
告诉臣工们,做官并不是一件
赵曦还想引导官员对统计数据的重视,引领官员治政的民生倾向和大局观。
另外,赵曦也在为讲武堂接下来的职能做铺垫……赵曦把讲武堂的定位,是大宋的官员培训学院,最后形成官员上任之前的岗前培训惯例。
美中不足的是,他脑了里想起五年规划的念头有点迟了,若是配合着三级决策制同时昭告天下,或许有时间把他的想法直接传递到地方州府郡县主官那里。
其实,若不完成官制改革和三级决策制,想要推动他如此详细的考评官员办法以及制定五年规划,基本就没有可能。
或许这样的时机正合适,毕竟是第一次,有个概念,有个框架,指出个方向,让朝臣有个适应期,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改革,不一定非要引起动荡,特别是大宋还处在几乎算是风雨飘摇的境况下。
步步推进,才是赵曦改变国朝的一贯风格。
原本历史的记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最终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有新法和新政本身漏洞和弊端的存在,也有利益团体的抵抗,同样也有急功近利的因素,甚至还可能是比较大的权重。
十几年的谋划,到了接近成功的时刻,更应该谨慎。
“诸位阁老,这一次朕召见臣工,是为五年规划基础。臣工的有对记录,诸位也都看到了。不乐观。”
“不过,朕并无追究责任的想法,毕竟国朝以往的治政理政,并不需要如此详尽。朕也是因为五年规划有了这样的做法。”
“这是朕撰写的五年规划初稿,或者说是个样本也可以。由于朝廷各衙门无法提供确切的数据,所以,朕以为,本次朝会的五年计划,只颁布五年规划的条目和格式……”
不得不承认,官家制订的五年计划样本,仅仅是条目,就囊括了国朝的所有事务。
其实,就是一篇格式化文章。这样的文章赵曦还是相当熟悉的,但对于当下的臣工,那就需要仰视了。
由于没办法玩指导思想,赵曦开篇明义,直接将战略目标提纲挈领了。
然后在逐条罗列,并解释条目的含义和内容。
在这个大框架的基础上,赵曦
将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做样板,赵曦的目的是想明示讲武堂的作用。
这也是先易后难的策略。
先有护卫营,后有新军,然后成就了国朝军伍接受他的治军理念,形成了忠于朝廷的新军体系。
如今,赵曦算是故技重演,用国营寺、市易寺、讲武堂的五年计划做标杆,促进官员培训制度的形成,然后逐渐改变文臣团体的理念。
文臣团体相比武将,由于国朝优待士人的基本国策,相对要顽固一些。作为享受特权的一方,在接受新事物时,多少要有抵触。
而赵曦在大朝会即将召开之时,以参政议政内阁的职责为基础,借五年规划的契机,来撬动国朝文臣治政的固化模式…~
仓促是仓促了些,确实也是个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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