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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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四篇:唐代”易学”评论

第一章:评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的《周易正义》

第一节

唐朝前期(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统编儒家五经之书，称《五经正义》。奉旨中书侍郎颜师古校定五经文字，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撰写义疏。《五经正义》将“经文”与“注解”合而为一，再分别疏解。先疏经，后疏注。《五经正义》历时近三十年而修成刊行，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

而《周易正义》正是唐朝官方奉旨编篡《五经正义》的内容之一。是孔颖达以三国时魏国的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传》、《象传》、《文言》和晋代韩康伯所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蓝本。孔颖达等人将王韩注合并，然后对《易经》(《周易》和《易传》)以及王韩所注进行疏解，形成了一部庞大的注疏文本来，以此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教课书，体现了唐朝一统政治里再次看重儒家经典。因政治上的需要，恢复传统上的道统思想。这是唐帝国从汉亡及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政治里所吸取的历史经验，又一次认识到儒学对王权统治的必要性。由此唐朝始真正把儒学放到重要的地位。

唐朝编篡《五经正义》的目的应是明确的，即以儒学教化天下，而行统治之术。而尊儒得以真正的落实，所体现在以《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

那么，编篡《五经正义》的内容，有没有方针与核心呢？恐怕也是有的，否则为何选定王弼的”注”呢？这在”周易正义序”里孔颖达也说的明白。

“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现在奉诏删定，考察其内容一定以孔子为根本，它的义理才可以更好地诠释。先以王弼的注本为蓝本，去除浮华的而撷取它的精华，一定要做到信而有征。)大抵认为王粥注《易》的内容更接近儒家经义思想吧，就以王弼注《易》为蓝本，但孔颖达做”疏”时，是遵循了王弼的易学思想了，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是看《周易正义》里的内容疏解与论说了，既是最好的答案，又是代表着唐代“易学”思想了。

我们来看《周易正义》对今本《周易·乾》卦的卦辞给于的疏解。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

[疏]正义曰：“乾”者，此卦之名。谓之卦者，《易纬》云：“卦者挂也，言县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但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也。故《系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积诸阳气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谓之天，而谓之“乾”者？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当应物成务，云为不已，“终日乾乾”，无时懈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于物象言之，则纯阳也，天也。于人事言之，则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诸卦之首，为《易》理之初。但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乾、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物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踳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云“不可立定准”是也。“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又当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也。又当以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又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是以圣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其委曲条例，备在《文言》。”

《周易正义》对”乾，元亨利贞”这几字给于疏证时，却用了近千文字。其一对”乾”之说，通过引经据典及阴阳爻画取象而阐述六画卦和三画八卦之来历，再引申到天地之大道理上。而对”元亨利贞”四字遵循儒家的四德之说。但通过上千字而疏证这五个字，实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看到《周易正义》其文里的这种注疏经文方法，一句几个字的话，而附加上的注释及疏证就会有上千字的说法来。就知道啥叫”微言大义”与”皓首穷经”了。即使用上千字的注疏《乾》里的这几字，那么，对这几个字就明白真义了吗？然未必能明白是何意。

而通过《周易正义》对《乾》卦辞的疏证，而明白编篡《周易正义》的指导方针目的。就是《周易正义》序里所言那样无疑，“必以仲尼为宗”。在对这几个字的疏证过程，不凡多次引用《易传》里话来论说之。虽然也引用了《易纬》里的说法，在疏证者看来并不违背孔子的易学思想。通过对《乾》卦辞疏证过程，以引用所认为孔子所著《易传》为一条红线贯穿疏证《周易》之中，即以认为是孔子的易学思想为疏证《周易》义理之中。当然在对本是经文的《易传》进行疏证时，则另有红线贯穿。

我们再看《周易正义》里对《乾》卦里的第一爻做的”疏”。

“初九：潜龙勿用。

《文言》备矣。

[疏]正义曰：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言“初九潜龙”也。此自然之象，圣人作法，言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于此时唯宜潜藏，勿可施用，故言“勿用”。张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称‘勿用’以诫之。”于此小人道盛之时，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害。寡不敌众，弱不胜强，祸害斯及，故诫“勿用”。若汉高祖生于暴秦之世，唯隐居为泗水亭长，是勿用也。诸儒皆以为舜始渔于雷泽。舜之时，当尧之世，尧君在上，不得为小人道盛。此“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于义恐非也。第一位言“初”，第六位当言“终”；第六位言“上”，第一位当言“下”。所以文不同者，庄氏云：“下言初则上有末义。”故《大过·彖》云：“栋桡，本末弱。”是上有末义“六”言“上”，则“初”当言“下”。故《小象》云：“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则是初有下义，互文相通，义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万物积渐，从无入有，所以言初不言一与下也。六言“上”者，欲见位居卦上，故不言六与末也。此初九之等，是乾之六爻之辞，但乾卦是阳生之世，故六爻所述，皆以圣人出处讬之，其馀卦六爻，各因象明义，随义而发，不必皆论圣人。他皆仿此。谓之“爻”者，《系辞》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圣人画爻，以仿效万物之象。先儒云，后代圣人以《易》占事之时，先用蓍以求数，得数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辞，则蓍为爻卦之本，爻卦为蓍之末。今案：《说卦》云：“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三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系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又《易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据此诸文，皆是用蓍以求卦。先儒之说，理当然矣。然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故杜元凯注襄九年《传》遇《艮》之八，及郑康成注《易》，皆称《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九遇揲则得老阳，六遇揲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张氏以为阳数有七有九，阴数有八有六，但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质而不变，为爻之本体。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文而从变，故为爻之别名。且七既为阳爻，其画已长。今有九之老阳，不可复画为阳，所以重钱，避少阳七数，故称九也。八为阴数而画阴爻，今六为老阴，不可复画阴爻。故交其钱，避八而称六。但《易》含万象，所讬多涂，义或然也。”

首先，《乾》卦辞后面的“《文言》备矣”，这是王弼所做的”注”，意指对”乾卦符号及卦辞”《文言传》已讲述尽了，就省略不再解释了。

其后是孔颖达用上千的文字对”乾卦画及卦辞”展开的”疏”，可分以下几个方面的说法。

1用阴阳说爻画符号及用”九”道理。

2用汉象数里卦气月建之说”初九潜龙”，并引出小人、君子道德之说法，及引出历史人物故事，汉高祖、舜、尧。

3爻位之说。

4引用《易传》里的《说卦》、《小象》、《系辞》诸说。

5阐述《易》占，引用《说卦》与《系辞》里的蓍龟诸说，以论《周易》变占筮法。并引述《左传》里卜筮例子上遇”艮之八”，来讲述筮法上的老少阴阳八卦之术。

这里对卦爻之说，却是八卦算卦上的东西，哪里是在疏证儒家的义理呢？这岂能说是遵循孔子的易学思想吗？

唐代人是不曾见过先秦佚文《易传·要》里孔子发出强有力的理性易学之声。

这种疏《周易》的方法，如何能够成为帝国学子们科举入仕的教课书呢？让帝国的科举入仕去读圣贤之书的学子们何言以堪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周易正义》对《乾》第二爻做出的”疏”，因第二爻辞本有王弼做过的”注”，孔颖达编《周易正义》时，是以王弼注《周易》为蓝本，不但对”经”进行疏证，而且对”注”也进行了疏证。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疏]“九二”至“利见大人”。○正义曰：阳处二位，故曰“九二”。阳气发见，故曰“见龙”。田是地上可营为有益之处，阳气发在地上，故曰“在田”。且一之与二，俱为地道，二在一上，所以称“田”。“见龙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见大人”，以人事讬之，言龙见在田之时，犹似圣人久潜稍出，虽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众庶利见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案：《文言》云：“九二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王辅嗣注云：“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所以称“大人”也。辅嗣又云：“利见大人，唯二五焉。”是二之与五，俱是“大人”，为天下所“利见”也。而褚氏、张氏同郑康成之说，皆以为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其义非也。且“大人”之云，不专在九五与九二，故《讼卦》云：“利见大人。”又《蹇卦》：“利见大人。”此“大人”之文，施处广矣，故辅嗣注谓九二也。是“大人”非专九五。

○注“处于地上”至“唯二五焉”。

○正义曰：“处于地上，故曰在田”者，先儒以为重卦之时，重于上下两体，故初与四相应，二与五相应，三与上相应。是上下两体，论天地人各别，但《易》含万象，为例非一。及其六位，则一、二为地道，三、四为人道，五、上为天道。二在一上，是九二处其地上，所田食之处，唯在地上，所以称“田”也。观辅嗣之注意，唯取地上称田，诸儒更广而称之，言田之耕稼利益，及于万物，盈满有益于人，犹若圣人益于万物，故称“田”也。“德施周普”者，下《小象》文，谓周而普遍。“居中不偏”者，九二居在下卦之中，而于上于下，其心一等，是“居中不偏”也。不偏则周普也。“虽非君位”者，二为大人，己居二位，是非君位也。“君之德”者，以德施周普也。《文言》云：“德博而化。”又云：“君德也。”是九二有人君之德也。“初则不彰”者，谓潜隐不彰显也。“三则乾乾”者，危惧不安也。“四则或跃”者，谓进退怀疑也。“上则过亢”，过谓过甚，亢谓亢极。“利见大人，唯二五焉”者，言范模乾之一卦，故云“唯二五焉”。于别卦言之，非唯二五而己。故讼卦、蹇卦并云“利见大人”，所以施处广，非唯二五也。诸儒以为九二当太蔟之月，阳气发见，则九三为建辰之月，九四为建午之月，九五为建申之月，为阴气始杀，不宜称“飞龙在天”。上九为建戌之月，群阴既盛，上九不得言“与时偕极”。于此时阳气仅存，何极之有？诸儒此说，于理稍乖。此乾之阳气渐生，似圣人渐出，宜据十一月之后。至建巳之月已来，此九二当据建丑、建寅之间，于时地之萌牙初有出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乾卦之象，其应然也。但阴阳二气，共成岁功，故阴兴之时，仍有阳在，阳生之月，尚有阴存。所以六律六吕，阴阳相间，取象论义，与此不殊。乾之初九，则与复卦不殊。乾之九二，又与临卦无别。何以复、临二卦与此不同者，但《易》论象，复、临二卦，既有群阴见象于上，即须论卦之象义，各自为文。此乾卦初九、九二，只论居位一爻，无群阴见象，故但自明当爻之地，为此与临、复不同。”

《周易正义》在编排对《周易》注疏上，唯对《乾》卦编排上是把解释其卦爻辞的《易传》里的《彖》与《象》排在卦爻辞的最后面，并不是混编在卦辞后和每爻后。为何这种编排法？是按王弼注的这种排法。为何王弼是这样？可能是先把属《易传》解释《周易》的话按排在卦爻辞最后，先注解每卦里的卦爻辞后，再集中注释属解释卦爻的《易传》里文。但从第二卦起又把属《易传》里解释卦爻的《彖》、《象》文混编排到卦辞与每爻辞后面。这许王弼没来得及更改《乾》里的排法就去世了，就这样出现两种不同的编排格式传至唐朝被孔颖达编疏《周易正义》所遵循了。

从对《乾》里的第二爻，王弼的解释，是对”见龙”到”在田”的解释，也是从爻位上说的，并引出“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的儒家道德之说。王弼的注释简捷不繁杂，并排斥”汉象数易学”。

孔颖达而对这一爻里的爻画和爻辞进行的”疏”，自然是从阴阳说起，再联系出对”爻辞”的一番说法。其中，不忘引用《易传》里的诸种说法，但能否理解了“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句话吗？那就在于你看后个人认识了，你认为已理解了，就理解了;你认为还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吧！

孔颖达在对王弼”注”的解释上，又进行了解释(疏)。即对“处于地上至唯二五焉”的“正义曰”内容。是通过”汉象数”说无益，用汉象数说里的”卦体、爻位、十二月卦等论说，再引出不伦不类的所谓儒家之说。这种”疏”王弼”注”，并引用”汉象数”去说，本不与王弼的易学思想相符合。

孔颖达疏证王弼”注”说时，自然还不能离开本是经文《易传》里的思想，因那是一条贯穿于”疏”经上的总路线。所以引用《小象》、《文言》文论证一番。如此说法，谁有兴趣去分析和能否看懂”疏”出的意思呢？百姓更没有闲心去读这种晦暗不明，繁杂无序的话语。

王弼注释《周易》虽没有完全抛开象与数，但王弼始终遵循《易传》(《彖》、《象》《文言》)里早期解释《周易》义理的大道上，并不对认为不符合《周易》思想的《系辞传》及带“卦”的《易传》文。帝制时期注《易》的学术上，唯王弼真正属义理释《周易》的杰出易学人物。但孔颖达编《周易正义》，虽标榜王弼注易本，而实质背离王弼的易学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