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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旗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西征,预计将在4月1日出征。

大战在即,杨烜却毫不紧张,反而胸有成竹。经过三轮兵棋推演,黑旗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趋于完善,无需杨烜顾虑。他专门抽出时间,前去视察宣传、教育工作。

杨烜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早在黑旗军成立之初,便创办夜校,帮助官兵识字,灌输革命理想。

打下南宁、太平府后,黑旗军始有稳定的根据地。为了整合宣传力量,提高宣传效果,杨烜下令从黑旗军军政部抽组人员,组建新式报社。

这个新式报社,取名为《民报》,意为人民之报,为人民发声。《民报》主要刊载军政府政策主张、洋务知识、黑旗军军事行动、工矿企业近况、时事新闻等,每五天发行一期。

除了发行报纸,《民报》亦出版各类书籍,主要包括军政府的宣传册、西洋书籍等。

《民报》的创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无疑将改变华夏报业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有了邸报。邸报类似于现在的政府公报,定期刊载皇帝谕旨、臣僚奏议,是地方官绅也解中央动态的重要渠道。

可以肯定的是,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报纸相去甚远。

在华夏近代报纸发展史上,第一份英文报纸于1827年诞生,是为《广州纪录报》;第一份中文报纸于1833年诞生,是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均为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

华人在国内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为1858年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伍廷芳曾参与编辑。

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则创办于1872年的上海。

1852年,华夏已有多种报纸,皆由洋人创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

这两份报纸皆是洋人在上海租界内创办的报纸,影响很大。很多官府、士绅都订阅这两种报纸,以便了解时事。

春节过后,受杨烜邀请,苏州人王瀚来到南宁,出任《民报》总编。在此之前,民报社长和总编是曾锦歉,此人也是军政府宣教部长。

有王瀚专管《民报》,曾锦歉得以专心于本职工作。

王瀚便是后世的王韬,原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他是华夏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代思想家、报人、教育家,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巨大。

通过译书、办报、主办考课等方式,王瀚极大地促进了西学东传,促进了近代观念传播,为推动中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平军攻陷金陵后,王瀚误以为太平军信奉基督教,亲近西方,便偷偷跑到天京,向太平天国上书献计。书中,他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然遭到洪杨的反感。

这在当时,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后来,此事被清廷侦知,王瀚被迫改名为王韬,逃亡香港。他与洋人关系极好,得到洋人的庇护,被世人戏称为“长毛状元”。

杨烜已与王瀚见过几面。这一次,听说报社从洋行订购过来一套印刷机,已经开始运转。杨烜颇感兴趣,前去参观。

这套印刷机来之不易。

黑旗军与清军在横州交战,满清便试图封锁郁江,防止黑旗军从洋人手中购买物资。黑旗军虽有海军,毕竟数量有限,主要用于军事作战,优先护航军用、工业物资。

直到春节过后,海军才腾出船只,帮报社运来了印刷机。

这也是杨烜下决心夺取广州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从南宁出发,向东可以到达广东廉州府,向南可以到达越南河内,从而获得出海口。但这两条出海线路,中间都要翻越大山,没有河流相通,实际并不可行。

而广西的河流都向东汇入珠江,最终从广州流入大海。因此,军政府要想获得真正的出海口,必须进入广东,夺取广州。

杨烜一到报社,王瀚便带他到印刷车间。在蒸汽机的带动下,印刷机隆隆作响,纸张飞速传出,效率远高于华夏传统印刷术。

王瀚不禁感慨道:“大元帅,我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书馆里也有一套这样的印刷机。因为士绅阻挠、经费欠缺、人手不足,书馆至今未能使用蒸汽机。

“为了驱动印刷机,同事徐寿、华蘅芳想了个好办法。他们在印刷机上设计了一条皮带,使用驴子畜力带动印刷机。驴子就在印刷房隔壁,与印刷机隔离开。

“即便如此,印刷房内仍然不时传来驴粪的臭味。书馆老板麦都司也无能为力,只得暂时用驴子将就,想想真令人好笑。”

墨海书馆创建于1843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人在上海租界创建。

1863年,墨海书馆停业。在这短短20年内,书馆翻译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个不起眼的小书馆,亦涌现了许多人才。譬如,传教士麦都司在上海侨民中很有威望,成为第一任租界工部局董事。

麦都司、伟烈亚力、艾约瑟也都成为西方有名的汉学家,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墨海书馆中亦不乏中国人,如王瀚、徐寿、华蘅芳等。徐寿和华蘅芳都是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科学家。

徐寿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华蘅芳则是中国近代数学家、科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杨烜穿越前便是无锡人,对徐寿、华蘅芳的事迹知之颇详。此刻听王瀚谈起徐寿、华蘅芳,便用吴语说道:

“我听说徐寿、华蘅芳都是人才,能否把他们请到军政府高就呢?”

吴语十里不同音。

王瀚是苏州人,勉强听懂杨烜的无锡话,不禁心生纳闷:“大元帅不是四川人嘛,怎么还会说吴语?听说他会英语,却从未听说他会吴语呀。”

他来不及多想,说道:“徐寿、华蘅芳嗜好洋务,不务科举,确实是个一等一的人才。徐寿年长一些,今年已经三十四岁,华蘅芳才十九岁。

“这两人都很谨慎,不像我这般草率。不过,大元帅求贤若渴,又英明神武,想必徐寿、华蘅芳会欣然应命。”

王瀚说得很委婉。他之所以甘愿为军政府卖命,实有“前科”在身,早晚要被满清捉拿归案,不得已才这样做。

眼下军政府仍然局促在广西南部,地处偏僻。徐寿、华蘅芳都是苏南读书人,又见识过上海十里洋场的魅力,并不会轻易来到桂南。

杨烜只是笑笑,说道:“等黑旗军打下广州,占据两广。你我一起再次向徐寿、华蘅芳发出邀约,看他们来不来?”

王瀚自然不可能与闻东征广州的事,未免觉得杨烜在说大话,好言敷衍了一番。

杨烜也不理会,拿出一篇稿子,说道:“王先生,我又作了一篇关于变法的稿子,请你润色一下,刊登在报纸上。”

杨烜的文字不喜装饰,朴实无华,却感情充沛,鼓动性很强。王瀚立志成为报业家,长期为《字林西报》等西式报纸撰稿,对自己的笔上功夫十分自信。

可接触过杨烜的作品后,王瀚亦不得不甘拜下风。这也是他情愿前来南宁的一大原因。

王瀚接过稿子,只见标题为《变法通议》,上面写着: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

“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

“印度,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欧洲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

“殷鉴不远。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则将步印度、突厥之后尘矣……

“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若我华人不思进取,不变旧法,则将如犹太、非奴一样亡国灭种矣……”

王瀚看到这儿,忍不住击节叹赏,说道:“大元帅此文振聋发聩,看得我心惊肉跳。有此雄文,必能惊醒那些愚昧腐懦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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