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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杨烜提前来到学堂视察,校长何寅只得匆匆结束课程,前去迎接杨烜。
何寅是广东肇庆人,也是海军司令陆雨晨的好友。他年轻时曾在南洋师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肇庆之战时追随杨烜,是个非常难得的西学人才。
副校长正陪着杨烜,在会议室里讲解新修改的学堂章程。大学堂已经创建了大半年时间,遇到了不少矛盾问题。这次修改章程,就是想解决这些矛盾问题,进一步推动大学堂的发展。
何寅来时,杨烜已经基本审定了新的学堂章程。何寅便简要介绍了此次学堂改革所遵循的原则:
一、实施集体民主。
校长由大元帅提名,经教授委员会批准,方得上任。教授委员会顾名思义,委员均从各学科教授中评选,员额不定,在十几人不等。教授委员会主任,由校长兼任。
但凡人事任命、教授选聘、学位授予、学科增减、经费开支等大事,都由教授委员会集体决定。
校董会主要负责一般性行政事务,接受教授委员会领导。
二、建立学位认证、教授评议制度。
暨南大学堂设立文、理、工、法、医、农六个学院,学制三年。
学生毕业时,需提交一篇论文,经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通过后,方得授予相应的学位。
实行导师负责制,每个教授都负责帮带若干个学生,每个学生都有对应的导师。
教授的选聘、晋升由教授委员会自主决定,其他人不得干预。
每个教授需定期接受教授委员会的考核、稽查,督促教授们尽心用命,及时清理滥竽充数之徒。
不难看出,新修改的章程变动很大,极大的提高了教授的地位。何寅本来有些忐忑,担心杨烜不会批准新章程。
但杨烜深知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如今科技日新月异,洋人的科技又已遥遥领先。华夏想要后来居上,必须尊崇学术科技,大幅提高教授的地位。
杨烜爽快地说道:“学术自由本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堂要修改章程,我完全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些建议,供何校长斟酌。
“暨南大学堂是军政府治下唯一一所综合大学,今后将长期作为军政府最高学府。因此,你们要着眼长远,开展理论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譬如,西方已经开始研究应用石油、橡胶、电力等新技术。虽然暨南大学堂偏居广西内陆,也应未雨绸缪,开展相应的研究。”
杨烜同意学校由教授自治,何寅自然要投桃报李,说道:“大元帅如此厚爱,我们学堂全体师生也要知恩图报,不负大元帅的殷切希望。”
办新式大学堂,自然需要筹集大量经费。上一次,伍菡带来三十万两白银私房钱,杨烜在教育上用去十万两,仅暨南大学堂一家,就分得两万两白银。
历史上,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总共才花了四万两白银,可见白银的购买力。
这两万两白银看似很多,其实远远不够。大学堂要开展科学研究、创办新式课程,与曾国藩创办内河水师截然不同,是一件极为烧钱的事。
暨南大学堂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富绅的捐助、富裕学生的学费。当然,并非每个富绅都很无私,很多捐助都是有偿的:富绅捐一大笔钱,让儿子得以入读大学堂。
吸收富绅捐款,原本反对声音很大。杨烜受“清末新政”启发,力排众议,允许暨南大学堂从富绅捐款中筹集经费。
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改革内容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近似,但更广更深,还废除了千年仕宦之道的科举制度。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清末新政。但彼时中央权威已堕,地方督抚作大,清廷已经无力在全国推行新政,很多新政措施无疾而终。
然而,在教育方面,清末新政可谓成果斐然,不仅废除了科举制度,还兴办了许多新式学校。
后世键盘侠们常说清廷废除科举,革了自己的命。实际上,废除科举在全国很受支持,各地督抚落实教育改革也都十分踊跃。
这其中的关键,便是清廷允许地方士绅自办新式学校。学生从学校毕业获得毕业证,视同获得科举功名。这样一来,读书人不必再通过科举获得官职,只需通过就读新式学校,毕业之后即获得官职。
这对地方士绅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官绅办学,可以获得名声,还能让自家子弟获得官职,何乐而不为呢?
军政府当然不允许士绅获得教育主导权。
在初级、中级教育阶段,士绅不得办学,所有课程都由政府统一制订。在高等教育阶段,士绅可以办学,即民办高校。学生从民办学校毕业,工作并无保障。
暨南大学堂算是公办高校。学生一毕业,就能到黑旗军、军政府、政府控股企业、学校中任职,相当于获得官职。
这样一来,军政府既为大学教育筹到了经费,又能让牢牢掌控教育主导权,总体利大于弊。
在杨炟看来,只要学校风气不受影响,只要教学科研活动得以加速,他并不介意学堂接收富绅的捐款、招收富绅家的子弟。
杨烜问道:“现在学堂里的学生,花高价钱入学的,占比多少?”
何寅不假思索,对道:“大约有四分之一。”
杨烜又问:“富绅的捐款,占学校经费多少?”
何寅略一计算,对道:“至少有三分之二。”
杨烜又问:“这些富绅子弟,每年平均学费多少?”
何寅又盘算片刻,说道:“粗略估计一下,富家子弟每年学费在一千两白银以上。”
杨烜觉得很划算。军政府鼓吹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在调动组织老百姓的同时,也触发了民粹主义思潮。
大学堂接受富绅捐款,让那些富家子弟入学,无疑让很多人感到不公平。何寅身为校长,受到的压力很大。趁杨烜在场,他不由得向杨烜倒了下苦水。
杨烜微微一笑,安慰他道:“老兄无须自责。简单算一算账,便知道我们这样做非常划算。每名富绅子弟入学,按三年计算,大致要缴三千两白银。
“普通学生凭考试成绩入学,无需缴纳学费,相当于免费入学。可我们军政府哪有这么多钱供养学生呢?只能想办法从富绅身上薅羊毛。
“富绅子弟缴纳高昂学费,平摊到普通学生身上,一个富绅子弟的学费至少可以培养十个普通学生。从长远上看,这是划算的。
“只是我们需要牢记,黑旗军为人民群众而战,军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非富绅豪强的利益。富绅子弟进入大学堂,也要事事遵守学堂的规矩,决不能搞半点特殊。”
何寅释然,笑道:“这方面,大元帅可以放心。我们大学堂学风很正,以学习成绩论英雄,并不看学生出身。而且,很多富绅子弟也并不是不学无术之徒,很多人比其他学生学习还要刻苦。”
科举制度下,读书是一件极花钱极辛苦的事,不仅要请老师,还要自费赶考,普通人家根本承担不起。普通贫民根本无钱读书,一般地主家庭也要花好几代人,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进士。
军政府在治下普及义务教育。那些天资聪颖,家庭贫困的学生,只能他们愿意学习,并且通过大学堂的入学考试,皆能免费入学,免费就读。
从这一点看,军政府的教育制度,相比满清至少公平一百倍、进步一百倍。
事实上,不管是富家子弟,还是普通学生,都非常珍惜大学堂的学习机会。按照规划,只要学生顺利毕业,皆由大学堂统一安排工作,到黑旗军、军政府、政府控股企业、学校等单位任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满清治下,学生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方能做官。但在军政府治下,暨南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即可做官。
所以,暨南大学堂对学生极富吸引力。学生不分贫富,也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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