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黄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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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的事情定了下来，咸阳也获得了新的名字—长安。当年的咸阳城在项羽的一把大火下早已是断壁残垣，萧何受命修筑长安城。

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气象万千，萧何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一改节俭之风将宫殿修得雄伟壮丽，并且取名长乐，未央，也叫东宫西宫，寓意永远快乐。

工程完工的时候，萧何很得意地请来刘邦验收，不想一向大方无度的刘邦竟然大发雷霆道：天下长年与匈奴作战，成败还未知，为什么把宫殿修得如此壮丽呢？（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稍微地分析一下这句话，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刘邦能扫灭群雄一统江山了！

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的来看，很难把刘邦称之为好人，年轻的时候，坑蒙拐骗吃喝嫖赌偷鸡摸狗的事情，他没少干过，危急关头，他甚至可以将亲人子女一脚踹开。这么一个人，却能令天下归心，荣登九五之尊，似乎再一次应证了坏人未必有坏报的道理，如果你是有神论者，推论下去，那么你得绝望了，天子乃老天的儿子，俗话说有其子必有其父，看着天子的德性，就能推断他老爸的德性，最终你会得到一个令人发颤的结论，上帝或者神仙不是好人，换句更有哲学味道的话可以这么来说，上帝是邪恶的或者上帝是万恶之源。

姑且不管上面的推断是否周密，结论是否有意义，但你千万不要在宗教人士面前摆谱，否则本人亦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动用板砖之类的武器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当然，这句话不是本人的专利，因为有很多人说出过类似的话，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尼采。

尼采先生说道：上帝死了。对于此种言论，有人发颤，有人怒骂，有人嘲笑，在尼采为自己的发现喋喋不休的时候，人们忍无可忍，只能代表上帝回敬尼采先生道：你疯了！

不论尼采先生是真疯还是假疯，我们都管不着，尼采的话提供给我们一个分析的视角。这个视角，在武侠大师金庸的小说里也反复地被使用。

这个视角便是人性并无绝对好绝对坏，拟人化的上帝如此，皇帝也如此。刘邦作为皇帝，起义前没干过几件好事，起义后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他不是个好人，但他未必不能做个好皇帝。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始终认同历史评价要多于道德评价的。

所谓历史人物，是指对历史具有推动作用的人物，既然是历史人物，那就不能是普通的人物，她不能是大街上卖菜的大妈，不能是走街串巷吆喝磨剪刀的大叔，如果哪天他们躺在殡仪馆开追悼会的时候，说他们这一生为了拉动内需不辞辛苦，为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恐怕追悼会要开成笑林大会，他们的家属就得问候写悼词的人和他的祖宗了。那么反过来，在给历史人物开追悼会的时候，说他偷过几只鸡，逛过几次窑子，杀了几个小喽啰，造了几间茅草屋，踹了几次小孩等等之类的鸡毛蒜皮又关乎道德品质的事情，恐怕黑框里的人会气得吐血晚上就要出来问候了。

所以朱元璋他数次将大明帝国的官员几乎清理干净，他有过不少令人发指的杀戮行为，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好皇帝。所以清朝道光皇帝经常穿着缝补过的旧龙袍上朝，甚至在后宫养些家禽来贴补私用，貌似节俭为民道德水平高，但不可否认他是个不好的皇帝。

仅以好坏来评判一个皇帝会比较片面。刘邦这个人，有流氓习气，坏毛病不少，但工作做得扎实，称之为有道明君并不为过。

在刘邦的任期内，老百姓穷是穷了点，那也是因为底子薄，不能怪他刘老三，老百姓的日子却在慢慢的变好，这与刘邦的治国思想息息相关。

一说到思想统治，大多数人头脑中肯定蹦出一个慈眉善目，有着大家风范，穿着飘逸的汉服的老头形象--孔夫子孔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他生存的年代并不得志，到了秦代他的弟子差点被灭门，汉初时也并未占主流，直到刘邦的重孙子（汉武帝）当政时代，儒家学说才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之中迅速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思想主流。

刘邦对儒术向来是不怎么感冒的，而且还很讨厌，所以骑在儒生头上，拿着儒生帽子撒尿的事他没少干过，后来在叔孙通的努力下他对儒生的态度才稍微有点改变。这种情形下，若要他采用儒术治国那就好比天方夜谭。既然摈弃了儒术，又不采用秦朝的完法治，那用什么统治术呢？最终，刘邦和他的团队选择了以‘道’为核心的黄老之术来治理天下，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所谓黄老之术，源自于道家，形成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齐国的稷下学宫。

其核心为道家思想，兼杂法、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的一种治国之道，传说为黄帝和老子所创，传说而已，不必当真。百家争鸣时，各派在学宫里开坛辩政，道家某些无名士子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列席听讲，最后博采众长，凑合成一家之言，为了推动该思想的传播，信奉者们特地搬出黄帝和老子来吓人。

先秦以来，各门各派，观点鲜明，泾渭分明，黄老学派明显打破了这个界限。

黄老学派主张治国在于‘无为而治，与民生息’，同时又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也应‘务德化民，恢弘礼义’。

你也可以这样认为，黄老之术是道家的现实版，升级版，所以要了解黄老学派，还得了解道家，要了解道家，必然要了解老子。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非常的出名，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内核之一，有人统计，他老先生的手笔《道德经》是仅次于《圣经》被最多语言翻译的作品。老子不仅现在出名，在他那时代也很出名，向他求教的人络绎不绝，著名的孔老夫子就曾经二度上门求教。

老子喜欢骑着青牛游历，史载他的头顶上经常会出现祥云，他到哪里，哪里的风气就会为之一变。

在不断的游历中，老子结合自己的所学，经常悟出一些非凡的道理来。

比如他在外野炊煮鲜鱼汤改善生活的时候，发现烹煮时汤搅动的越少，鱼汤就越鲜美，然后老子发挥其无限的想象力，嘴里蹦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句。他见着潺潺流动的溪水，他想到，‘上善若水’，见着长长短短的树木，高矮胖瘦的人们，老子又想到了辩证法。到了某个村庄，老子住了一段时间，他啥也没干，那里民风却因他的到来变得非常朴素，于是，老子感慨道，‘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当然，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指大家都不干活，闲着吃干饭，而是指不要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在他看来，天下纷争不止，因为诸侯们心存私欲，挑动干戈，无事生非。老百姓生活困苦，在于官府政策繁多，扰民过甚。因此，国家要想安宁无事，人们要想生活幸福，就必须人人‘无为’，以无为来应付有为，‘为无为，则无不治’，官府一定要杜绝捣糨糊的可耻行径，只有那样国家才能长久。

老子在不断的思索和游历中，终于探索到了哲学上最高深最神秘的本源。他把它称之为‘道’，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妙之又妙，众妙之门’。

道这个稀罕物，是不同寻常的，它无影无踪，无处不在，看不见，摸不着，没人见过它的真面目，但它却时时刻刻存在，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用今天的名词来解释应该叫规律，或叫上帝之手（跟足球比赛没关系），爱因斯坦喜欢称它为上帝置骰子。

有了‘道’这个玄乎的东西，很多东西就可以自圆其说了，于是，很多别的学说也开始借助‘道’来阐述自己的理念，比如儒家也有道，不过具体一点叫天道王道，法家也有道，人家叫主道（君主之道）等等。

道既然这么大能耐，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能做，即可以治民又可以治国，那怎么就没有哪个君主会采用道家思想来治国呢？

其实，这也怪不得那些不识货的君主，还得怪老子。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小国寡民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君主要清心寡欲，官府要限制功能，老百姓顾着自己就可以了，而且君主不能让老百姓变聪明，最好能让老百姓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政治学说，恐怕只有等到共产主义统一世界后才有市场，在战国大争之世，国家之间打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无为之术根本行不通，那些君主要么当它是科幻小说，要么马上将它扔进火坑里烧掉。

这样看来，道家岂不没得混了？老子活着的时候有官做衣食无忧，活的好好的，他虽然死了很多年，但还有一堆信奉者，总要混口饭吃。没办法了，他们意识到不能坐着等死，学说只有改进来迎合统治者，才能有前途。

那时候，各国变法，法家弟子过得特别滋润，道家的某些弟子们眼馋极了，于是，翻开道德经来看，发现有这么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革命派弟子顿时眼中一亮，原来祖师爷说过要用法啊。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主张‘道生法’。这个口子一开，再融会贯通，各家各派的亮点，都可以集成过来。

集成是集成了，但眼前又摆着一个很大的难题，该给集成改进版取个什么名字呢？集成版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家了，而是大杂烩。总不能还叫道家吧，那些保守的道家弟子肯定不会答应，不能叫道家，叫别家可以吧？也不行！别的各家各派都有着极其优秀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于别家的核心理论，可这个改进版并非新理论，叫别家也不合适。那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不就得了，很多派别都是这么干的。主意不错，可这些学子都是君子，别人的总不能说成自己的。那咋办，难道就没有办法既能推广学说又能不得罪他人吗？

这貌似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道家改革派弟子们发挥勤于动脑，勇于动脑的优良传统，总算想到了一个圆满的办法，他们把老祖宗黄帝请了出来，这下好了，不管是秦人齐人楚人还是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不都是黄帝的子孙吗？既然是黄帝的学说，那就是大家的学说，这招绝吧！绝，太绝了。为了不得罪祖师爷，他们保留了老子的冠名权。因此这门学派将黄老并称，称作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就这么新鲜出炉了。

实际上，聪明的统治者发现无论哪家哪派都无法面面俱到，也就是说大杂烩有市场。别看汉武之后独尊儒术，但并未消除别的派别。

黄老学派之所以能被刘邦及其团队选中，原因在于当时的民众经过频繁的战乱，强烈要求休养生息，而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自然就进入统治者的视野，作为政府来讲，又不能真的无为，这样的情况下，黄老之术当然成为首要选择。而且那时候封建等级制度观念不深，有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刘邦及大臣们的梦想，现在他们当权了，自然会首先考虑使用黄老之术。

虽然如此，黄老之术的寿命并不长，对于一些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来说，束缚太大，而且随着君权的不断加强和神化，无为显然不利于维护统治。

思想之争伴随着制度之争将一起成为大汉王朝前行的风浪。